正文307
        1966年6月，中国当局宣布，所有大专院校和中学停课半年。（事实上，学校一直到1968年才开始恢复上课，而大专院校则一直到1970年代才恢复上课。）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通知，废除高考制度。
        党内的毛泽东派系的人支持学校停课，有他们显然的理由，停课专心干革命。
        而刘少奇派系的人支持这个决定，我们推测，他们是希望让学生们离开校园，消除动乱源。如果这个真的是他们的思路，那么事实的发展，是走向相反的方向。不用上课的学生们，并没有都离开校园，他们反而占领了校园，在校园里建立了他们的“司令部”。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里的革命青年们揪斗了几十位老师，有着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再次发扬了革命精神，校园内开始失去秩序。
        刘少奇派系此时依旧在党内掌握着从党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组织，他们遵循的思路，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工作模式，以党组织领导控制群众运动，以免社会走向动荡，党组织的权威遭到挑战。
        北京市委向北京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对6月18日学生揪斗老师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革命青年们遭到批判和处罚。毛泽东要求停止工作组这种错误的工作方向，应该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毛泽东的要求被党组织无视了。
        这时候，闹革命的青年人们出现了困惑，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追随毛泽东思想，起来闹革命，揪斗老师。但是工作组却指控批判他们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党的领导。这就是事后革命群众批判揭露刘邓路线工作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起源。
        1966年的夏天，北京兴起的青年学生闹革命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全国各地波及蔓延，各省的城市里都出现了红卫兵组织。
        但是在北京之外的中国各地，党组织依旧把握着话语权柄。各地党组织依靠他们的力量，控制了红卫兵的发展方向，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北京之外的各地，是朝着有利于各地党组织的方向发展。此时崛起的红卫兵，在日后的红卫兵派系斗争中，就是各地“保皇派”的起源。
        从1966年6月到8月的这一段时间，汉学者们称作“五十天”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共产党内的毛泽东派系的官员们开始逐步扩大他们在党组织内部的地位和权力。
        从北京开始，各地的学生们开始对学校的党员领导和老师们发起了攻击，他们开始殴打批斗这些老师，革命的热情在蔓延燃烧。
        刘少奇为首的党组织，此时加强了工作组的力量。刘少奇以“桃园经验”的模式，向基层组织派遣工作组，要求工作组能够控制把握住群众运动。在这个期间，有四百多个工作组，大约一万多干部，被派到了各大学和各大工厂。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的路线，被强大的党组织遏制住了。
        在北京的几十所高校里，揪斗领导教师闹革命的激进青年，被工作组以“右派”的名义进行打压。有一万多名学生被定义为“右派”，有2500多名闹革命的讲师被定义作“反革命”。
        而毛泽东在这个期间，则远离了党中央所在的北京，他离开了权力中心，他去了华中。

        毛泽东篡夺党中央的指挥权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干了一件事情。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事件，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也是一次后无来者的事件。
        事件的发生地，是武汉。1911年，这里的新军军人们发动哗变，此后一系列的各地哗变和武装叛乱发生，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从这里开始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在武汉的长江里，游了65分钟，15公里，这个英雄壮举被中国各地的新闻报刊大篇幅报道。从照片上看，毛泽东的泳姿是他奇特的方式，他没有使用自由泳，侧泳，仰泳和蛙泳，他的脑袋一直保持在水面上，他似乎就是直立在水中游泳。
        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不仅震撼了全中国各界民众，也震撼了许多外国的读者。
        这个事情，简直比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伊丽莎白二世横渡英吉利海峡还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考虑到毛泽东的年龄，他的泳姿，和所报道的他的游泳速度，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有各种观点开始推测他是如何做到的，有的人认为这条新闻根本是个宣传，没有事实依据的宣传，也有的人认为，有水底的蛙人在推动着毛泽东。
        但是不管事件的真相如何，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向中国各界显示，毛泽东身体非常健康，他能完成常人无法设想的体力挑战。对亿万中国民众来说，这件事情表明，毛主席是具有超人的意志和体力的！
        这场壮举之后，毛泽东开始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进攻，他要夺取党中央的控制权，使得文化大革命按他设想的思路发展。
        1966年8月，解放军开始占领各重要的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人们也发现他们的住宅被解放军战士们“保护”起来了。
        毛泽东在政变成功之后，开始公开了他的意图，他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在这个文章里，毛泽东公开指控，党中央里有“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指控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实施白色恐怖，镇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了掩盖政变这个事实，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还搞了个山寨版的第八届党中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到底在上海，还是在北京，学者们还存在争议。但是学者们一致的是，这是一场山寨版的会议，rump session。参加这场会议的，不仅绝大多数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而且更为有喜感的是，参加者甚至没有达到法定人数。
        1966年8月8日，就这样一个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会议，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
        到这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第一次公开显明，16条重新明确定义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16条最后总结说，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应该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应该在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深入地进行下去。毛泽东思想必须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
        在这场山寨版的会议上，还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虽然根据共产党党章规定，在没有得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之前，这样的决定是根本无效的。
        毛泽东的支持者进入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改选之后，在中央政治局的11个成员中，毛泽东的支持者占到了8个。林彪的地位被提升到党内第二号人物，成为唯一的共产党副主席，而原先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排名则下滑到第八位。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以突然袭击的政变方式，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握了党中央的话语权。
        但是到这个时候，党中央以下的各级党组织，依据控制着中国各地的局势。
        而局势发展到这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直接介入北京和各地的群众运动，他们在低调中准备着力量。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会看到，从党中央到各地的夺权运动，其实有一股决定性的力量，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是1966年8月的事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7 14:2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这场会议到底在上海开的，还是在北京开的，不同的课本有不同的说法。
反正中怪是个奇葩伪史怪家，公开的假消息粉多，前后产生不一致。。。
但是结论是一致的，这是一场不合法的会议。
法定人数都不到，开个叉的会啊。
会议的决议也是无效的。党代会都没有开，林副统帅个叉啊。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7 14: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歌没有十年，只有三年。
知识青年下乡，文歌结束。注意当时发生的事件，街坊菌分裂。武汉哗变。周叉来显示力量！
菌队不是都跟林彪喔。周叉来也有人的闹！
万恶的苏修要悍然前门猫。
前门猫接受科普，嗷，中怪有荷包蛋，也吓唬不到苏修啊？荷包蛋要能灰出去才算啊？
不得瑟鸟。开始找机会投靠万恶的米国。
文歌结束于1969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7 15:24

正文308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9
        造反有理和破四旧

        1966年8月18日，这是一个新秩序开始的日子。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通过政变夺取了党中央的控制权。（事实上到这个时候，新的党中央政治局依旧是非法的，因为全国党代会根本没有召开批准。）
        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的手臂上戴上了“红卫兵”的袖标，这意味着，毛泽东是红卫兵们的最高统帅。
        毛泽东在这里，检阅他忠诚而狂热的追随者，他期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红卫兵。
        走在队伍最前列的是各重点学校的红卫兵，他们绝大多数是干部子弟。在后面是普通学校的红卫兵，最后则是全国各地赶来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这一天，有超过一百万名红卫兵来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他们怀着朝圣一般的心态，他们对毛主席有着宗教狂热一样的真诚的崇拜和爱戴，毛主席是革命之父！
        林彪的发言，把这股集体的狂热点燃了，林彪说，毛主席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改造了人民的灵魂！（林彪在之后发明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和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的抬头，这成为之后的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标准称呼。）
        百万红卫兵热血沸腾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因为能够亲眼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喜极而泣，有些人陷入了歇斯底里的亢奋状态。极少数幸运者，甚至能够和毛主席握手，他们中有的人好几天都舍不得洗手。全场红卫兵齐声高唱“东方红”，歌颂毛主席像红太阳一样在中国升起，他拯救了中国人民。年青人们激情澎湃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直到喉咙嘶哑。红宝书在他们的手中招展，天安门广场上，百万革命大军的海洋汹涌澎湃。
        在人类共产运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宏大的场面，如此革命热情像怒火一样燃烧的场面。赤潮，自从1920年代在广州开始积蓄力量之后，发展到1966年8月18日，终于冲天而起，形成吞噬一切的惊天巨浪！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共有六次这样的大规模红卫兵检阅。在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下，中国各地的红卫兵，涌入北京，他们获得了免费的火车票和在北京的住宿，共有一千万左右的红卫兵，接受了检阅。
        一般在几次大规模的红卫兵检阅仪式上发表讲话的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和周恩来。他们讲话的主题，就是要破四旧，和造反有理！
        1966年8月18日，林彪向红卫兵们发出革命的呼召，我们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旧思想其实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从老子孔子的时代，到朱熹，到王阳明，到曾国藩，到胡适，这些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家都被点名批判作“旧思想”。
        在1966年的夏天和冬天，红卫兵们的斗争范围和对象在扩大，他们的斗争手段充满了苦毒，仇恨，残忍和破坏性。数以百万的红卫兵们，在中央文革的指导之下，加上自己的理解，开始砸毁破坏旧建筑，庙宇，教堂和他们城市里和村子里的艺术品。他们开始批斗殴打自己学校的老师，学校的领导，当地的党员领导，甚至他们的父母。
        红卫兵们所攻击的目标，许多时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放任而随意的。法治和秩序在此刻的中国已经丧失，中国已经沦入暴民社会，城市里已经是红色恐怖时代。他们甚至会破门而入，将“资本家”或者“反动派”从家里拖出来当众羞辱，殴打，虐待。
        不仅是和尚，尼姑，牧师，神父和修女这些宗教人士会遭到他们的残酷毒打，甚至于他们知道什么人曾经有过西方教育背景，或者曾经和西方人有过生意或者个人的往来，他们也会指控这些人有“反动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要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毒打。
        他们羞辱人和虐待人的技术在不断地变化，不仅借鉴了刘少奇他们发动的桃园经验里的一些酷刑，他们还又有了新的创造，他们并且以自己的残忍兽性而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自己革命觉悟高，他们本来被教育灌输的，就是要对阶级敌人充满仇恨。
        红卫兵们的病态的快感和兴奋，夹杂的受害者的恐惧和紧张，这种社会情绪在全国蔓延，暴力程度在加剧。我们至今无法知道，在1966年夏天，秋天和冬天，有多少知识份子被这些红卫兵残忍地打死，或者因为伤重而死。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知识份子在绝望和屈辱中选择了自杀。
        在这一批自杀的受害者中，就有我们曾经介绍过的作家老舍，猫人国的作者。老舍在1932年的猫人国里，他试图呼吁中国人，停止彼此间的伤害撕咬。据说，老舍被红卫兵指控和拷问的一件事情是，他把骆驼祥子的英文版权卖给了美国人，他到底赚了多数钱。
        1966年8月24日，在遭受了一天的当众侮辱和毒打之后，老舍选择了自杀。
        1966年5月，新儒家的哲学体系开创者，熊十力先生，绝食而死，他哀叹，中国文化已经亡了。
        红卫兵们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愚昧，是骇人的，这些人受过教育，有许多还是“重点学校”的学生，他们是如何走向如此残忍变态的？
        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普遍存在着挫折感和恐惧感的，尤其是在年青人当中。
        这些年青人并不需要毛泽东对他们作太多的“革命觉悟”教育，他们就可以爆发出来，对父母，老师，同学，党的领导干部，老人施加一系列变态的酷刑虐待。
        这么多年，这些年青人一直在压抑中生活着，他们被教育说要为革命作出牺牲，要对党和国家无条件地忠诚和服从。由于中国的传统，经历青春期的他们，甚至没有接受过青春期的生理知识教育，在性知识和性行为方面，更是遭受到压抑。
        而所有这些压力和限制，都是从上而下的监督，控制和管束。来自他们的父母，老师，和学校的领导，以及更上面的党的领导。
        他们被压制，他们心里有怨恨，有怒气，而他们却无力反抗。
        偏偏他们受到的唯物主义教育，却又告诉他们，应该追求“解放”，追求“革命”。
        当他们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令的时候，他们获得了解放，他们获得了革命的机会。
        他们的怒火和矛头，指向这些以往的压迫者和监督者，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他们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是无所不知的，大智慧大能力的。关于大跃进的失败和中国的困难，在当时的中国，是被隐瞒的。学校教育里，毛主席还是一个带领中国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号召他们起来干革命，造反有理，他们真诚地追随毛泽东指明的方向，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这条道路最终是走向那里。
        另外一个方面，从中国建立开始，学校的教育就是仇恨灌输的教育，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对反动派的仇恨，后来又增加了对苏修的仇恨。仇恨教育，已经扭曲了他们的心，而唯物主义教育又已经使得道德伦理完全失去了学生心里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他们在思想上，已经获得了解放，已经不在“封建传统”的约束之下，他们的思想里，有着被压抑的怒火，有着被学校和社会宣传所灌输的仇恨，当他们挣脱了体制的约束获得解放，放纵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些人，会表现出骇人的残忍和变态。
        随着时间的发展，红卫兵们之间开始出现了派系的冲突，他们直接开始了为争夺领导地位而展开了武斗，他们之间的派系敌意，从一开始就存在。
        北京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是出现在1966年5月的清华附中。
        最初的一批红卫兵，被称作“老红卫兵”，他们都是重点学校里的干部子弟。他们甚至有的会明确规定，必需是行政十三级以上的高干子女才可以加入。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7 21:14

正文309
        他们开始欺压殴打学校里的黑五类子女，并且拒绝黑五类子女和普通家庭子女加入他们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6月，北大附中“红旗”红卫兵提出了一个口号，那其实是一个“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代代相传”。这就是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的“血统论”。
        这一批中学生男女干部子弟组成的重点学校红卫兵组织开始了串联，他们成立了东城区，海淀区和西城区三个“红卫兵纠察队”。北京开始进入红色恐怖时期，他们开始用残忍变态的方式折磨人，他们是最早开始杀人的红卫兵组织。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们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此时大家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其实是各级党组织。
        干部子弟红卫兵不仅得到工作组的支持，甚至得到了北京军区的帮助，在这条帮助线的背后，我们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恩来。
        他们批判殴打虐待的对象，除了老师和同学之外，主要是“旧社会”的遗留人员，比如内战中国民党军队里倒戈的将领，或者旧政府留用的人员。
        普通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也开始发动起来了，他们的人数众多。在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对干部子弟红卫兵的倾向，他们受到压制。
        前面说的遇罗克，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出身论”，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不论家庭出生，重在政治表现”，才是唯物主义的，才是合乎共产党政策的。遇罗克并且批判北京党委派出来的工作组，是犯了“极左”的错误，是和修正主义集团一样，抹杀了阶级路线。遇罗克同时对干部子弟红卫兵辱骂，殴打同学们的恶劣行为提出了控诉，指控这是侵犯人权。接下来，遇罗克称，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这篇文章，在普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中广为流传，得到了许多红卫兵组织的认同，他们开始吸收黑五类子女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力量迅速壮大。
        1966年8月之后，北京的红卫兵力量开始发生变化，各工作组被取消了。
        此时普通家庭红卫兵组织开始崛起，他们开始对各机构和党组织的领导们开始批斗，羞辱和虐待。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
        三司成为北京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开始组织发动对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攻击。
        随着各级干部被批斗，被羞辱，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干部子弟红卫兵们开始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方向，不是他们所愿意接受的。
        1966年11月，北京东纠，西纠和海纠进行了联合，组成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随着斗争形势的恶化，联动决定放低门槛，中干子弟也可以加入，大家组成“保皇派”，再后来，为了争取人力资源上的优势，联动已经不再坚持血统论，只要愿意跟着联动干革命，不论家庭出身都可以加入。
        联动此时已经意识到，这场文革是要打倒他们的父辈们。一直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的这批高干子弟，决定发起反击，他们的基本纲领是，反中央文革，反对乱揪老革命。
        1966年12月，联动发出了对中央文革的公开宣战。他们开始刷写标语，“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同时开始集会宣讲，散发传单，传单包括“江青不要太猖狂了！”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
        他们开始骑自行车在北京穿行，呼喊口号，试图唤起群众支持，呼吁大家支持中央军委中的老元帅们。
        1966年12月7日，联动开始第二次冲击挑战三司总部。三司调动了上千名造反派红卫兵，非法禁锢了联动成员。周恩来派遣国务院秘书前往调解，在联动承诺不再冲击三司之后，联动人员被释放了。
        1967年1月日，联动发出秘密通告，派遣信使前往中国各地，号召全国干部子弟联合起来，“保卫老一辈打下的江山！”。
        在1966年的冬天，在各地，都爆发了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辩论和斗殴。全国各地的党和政府的机构都遭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冲击，但是一直到此时为主，各地党组织和政府，还在保皇派们的保卫之下，把握着各地的政府机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7 22:36

正文310

        一月夺权风暴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革命群众掀起“一月风暴”。社论号召全国的工人和农民们组成工农联盟，推翻各地农村，矿石和工厂里的当权派，同时呼吁工农联盟和革命知识份子们团结起来，一起进行这场斗争。社论呼吁各地的红卫兵开始夺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应该把当权派统统打倒，一个不留。社论并且把1967年1月的这场夺权和1949年的革命作了明显区分，社论解释说，在1949年的时候，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必需要谨慎小心，不分化中间份子和右派份子。但是在1967年的这场夺权斗争中，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要打倒。
        中央文革开始打击各地的保皇派，北京中学生高干子弟率领的联动，被定义为反革命组织，各大城市的保皇派也开始遭到打压。
        毛泽东也意识到，发动群众闹革命的艰巨性了，他开始号召各地人民解放军加入文革，帮助革命的“左派”夺权。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指令，其实是无法明确执行的，什么人才是“左派”？中央文革只是在北京的一个工作小组，他们本身的组成人员，原本并不掌握党的官僚体系，他们对各地的群众运动，根本无法掌握。
        一月风暴全国各地是发生了几起夺权事件，但是其结果却并不见得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
        1月14日，山西夺权成功。但是夺权的是山西一个副省长，他和红卫兵团结起来啦，他打倒了党内的其他领导干部。
        1月25日，贵州夺权成功。而这里夺权的一样是一个当地省军区的一个副政委和红卫兵合作，夺权成功。
        1月31日，黑龙江夺权成功。这个有喜感哦，这次夺权的是曾经的黑龙江省委书记，他因为反对大跃进被定为右派，遭到撤职，他又展现了他的革命激情和在当地的实力。
        2月3日，山东夺权成功。这个更有喜感，这是天津市委的第二书记跑去和山东省党委的一个领导合作，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我们大家看到啦，这些其实都是原来的官僚体系内的领导们之间的夺权啊，这个真的算是“群众”夺权么？
        还有的地方，党的领导们表现的更有智慧哦，我们来看看广东发生的事情。
        广州有个强大的造反派组织，叫做“红旗派”。他们主要是由铁路系统职工，退伍军人，教师，大中学生，和电影制品厂的员工组成的造反派红卫兵。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赵ziyang，他把他的印鉴那些的，交给了红旗派。红旗派就算夺权成功啦，革命成功啦，那么就好啦。赵则继续主持管理着广东的各级党政机关。
        而且真的造反派，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毛泽东，中央文革能够接受的啦，你懂的。
        我们来看看上海发生了些什么，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按照唯物主义的所谓“阶级”理论，这里有着中国最庞大的无产阶级力量。
        在上海，有超过五十万的工人们组成了一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的诉求，很直白，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并且提出一个非常有喜感的要求，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经验，因此他们不上班，去参加革命活动的时间，也应该发工资。
        事实上，类似的要求，在中国各地的工人红卫兵组织都有提出来过，尤其是那些“临时工”造反派组织，更是要求改善他们的工作待遇，要求能为正式员工，他们是各地抗争非常激烈的一批工人。
        但是类似这样的要求，中央文革不能接受啦，中央文革称他们作“经济主义”，或者别的什么名字，反正不是“革命”啦，你懂的。
        比如在上海的红色工人革命，就被称作“保守派”。而和红色工人革命司令部，人数相当的另一个组织，则是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司总，工司总则就是中央文革认可的“造反派”。
        1966年12月，这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殴。而在红工司的红卫兵们，使得上海陷入了完全瘫痪的状态，铁路运输服务完全陷入混乱状态，有些时候，甚至连铁轨都被破坏了，火车被迫停运。从乡下跑回上海的年青人，加入了红工司，他们的力量在壮大，进城的农民也开始加入，他们的人数突破了百万人。运输几乎完全停顿的上海，商店开门营业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上海的食物存量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危险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其实是可以看作镇压了真正的一场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诉求，不见得应该是以毛泽东的喜好为标准的嘛。
        1967年1月，江青的一位亲密战友，张春桥回到了上海，帮助王洪文的造反派夺权。
        张春桥控制了上海有影响力的报纸之后，开始下令工人们回去上班，并且发动了一系列群众集会，对上海党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们进行了批斗。张春桥并且控诉这些领导们是犯了“经济主义”错误，因为他们对工人加工资的要求作出了让步！
        解放军开始进入上海市区，镇压工人运动，恢复上海秩序。张春桥并且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再不回去上班生产，就是反革命了哦。
        解放军占据了银行，机场，码头，铁路等重要据点，城市的内外交通运输开始恢复。
        但是红工司依旧拒绝回去工作，他们并且得到了一些大学生红卫兵组织的同情和支持。
        张春桥和姚文元开始加大对红工司和大学生红卫兵们的打压力度。
        1967年1月底，大批学生红卫兵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发起突然袭击，但是没有“逮捕”到他们，他们只是非法禁锢了姚文元下属的几个宣传作家。
        更多的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上海，镇压的力度开始加强，上海的局势，终于向着中央文革领导人们喜欢看到的方向发展。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取这个名字，很明显是在向“巴黎公社”致敬。
        但是我们审视这段真实的历史，这个上海公社很山寨嘛。他们一方面发动一批群众闹革命夺取了，把上海党委和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们都批斗了，都清洗了，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上海公社。但是他们同时却又成了当权派，而且还是借用军事力量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当权派，张春桥这个上海公社，其实是革命完夺取成功之后，马上就变成了反革命了嘛，嘿嘿。
        难道说，只有毛泽东希望看到的革命结果，才是革命么？
        难道说，只有毛泽东喜欢看到群众运动，才是群众运动么？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8 00:21

期待更新，加油

正文311

        二月逆流和周恩来的奋斗

        上海公社成立之初，得到了北京方面的赞赏，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的例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党内两个派系爆发了公开激烈的冲突。因为冲突的一方有四个元帅和三个老革命，因此坊间的传言里，把这次冲突称作“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而文革时期，中共党史的讲述则称作“二月逆流”，再之后，则称作“二月抗争”。
        谭震林，当时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他本是老资格的军队将领，在江西苏区的时候，他负责苏区的情治特工体系。他对革命的忠诚，对反革命的冷酷武器，是令军中将领们畏惧的。他曾经用大刀斩杀过一个军队里的参谋长和这个参谋长的妻子。
        1949年的时候，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第一副政委。
        大跃进期间，他是主管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在谭震林的晚年，他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积极表现，表示出了忏悔。
        2月16日的同仁堂冲突，之间的起源，是谭震林向张春桥提出来，希望向上海方面的造反派“打招呼”，保护被打倒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当场拒绝了，张春桥回答说，这事情要同革命群众商量才行。
        谭震林就此爆发了，谭震林怒斥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语境里，形而上学是虚伪的，是无意义的。）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接下来，谭震林公开向毛泽东发出了挑战，他说，我后悔三件事情，第一我不应该活的这么久，看到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加入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着毛泽东去井冈山。
        谭震林在公开场合，发出这样的挑战，此后，在场的保守派领导们开始跟进，向毛泽东派系的领导们发出一系列的指控。
        李先念开始为“联动”作出辩护，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怎么能是反革命？
        周恩来接下来就这个问题，对康生作出了批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叫我们看看？
        （1966年4月，毛泽东批准，联动成员被释放。）
        事后，江青愤怒地公开说，这些老干部应该全部砸得粉碎。而毛泽东则当即批评江青说，事实上，老干部是需要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也认识到，共产党组织体系内原有的领导干部们，是重要的，是不能一下子全部打倒的。
        1967年2月底，毛泽东命令张春桥将上海公社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从此将成为城市，农村，学校，厂矿机关和包括报社在内的其他所有机构的权力机构，而这种革委会的组织原则，则叫作“三结合”。
        毛泽东所确定的三结合原则是这样的，群众代表，解放军代表，加上原来的党的领导干部中“表现正确，态度好”的。
        此时的三结合原则，已经是和毛泽东最初放手发动群众造反夺取，相去甚远啦，毛泽东作出了极大的妥协。
        我们可以看看上海公社和三结合的上海革命委员会之间的人员构成区别。
        在2月初的上海公社中，张春桥领导的公社委员会中有五个工人代表，两个农民，两个解放军代表，一个红卫兵代表，一个“革命”干部。而2月底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则只有一个工人代表，五个“革命”干部，六个解放军代表。唯一留下来的造反派，只有那一个工人代表，王洪文，他本来是一家国营棉纺厂的保卫科干部。
        二月逆流之后，党中央对“夺权风暴”的指导原则作出了重大的改变，解放军和 “表现好”的领导干部成为了各地“夺权”之后的革委会的主要组成力量。
        在这个重大转变中，我们看到了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和运作手段。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家，而周恩来则是一个务实的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个成熟的官僚体系的运作管理首脑。
        周恩来作为情治体系的创立者和最高首脑，在党内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他同时又有着超越常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定位，自从长征以来，周恩来就忠诚地服务于毛泽东。而与此同时，在历次的党内的权力斗争变幻之中，周恩来一直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任务。他多年的中央领导职位，为他在党内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和支持度。
        我们已经说过，周恩来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奇迹，一个没有人可以打破的记录。
        1966年8月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各部门都遭受到一系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挑战和攻击。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周恩来根据自己的判断，作着取舍，他尽量操纵，影响着这一场斗争。同时对一些军队和党内，以及党外的人士，采取了保护措施，他对联动的幕后支持，就可以看作是保卫老干部们的一种努力。
        周恩来尽他的努力，去遏制这一场颠覆性的红色暴力恐怖运动。周恩来号召学生们，“边上学边闹革命”，试图以学业分散学生们的革命激情和精力。周恩来同时将军队派人了学校，甚至一直到达小学，对学生们进行军训，这是控制学生们的一种努力。
        同时周恩来还制定政策，允许“当权派”的领导干部们，边工作边接受改造，通过对革命作贡献以弥补他们之前错误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
        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种种政策和政治行动，造反派们所发动的这场文革，会更加的暴力。在周恩来为首脑的党内保守派势力的努力下，中国的社会虽然已经陷入了无序的混乱状态，但是并没有崩溃。
        毛泽东能够以政变的方式，夺取党中央的话语权，解放军是其中一股决定性的力量。
        而在解放军里，周恩来一样拥有相当大的实力。
        江青对解放军在文革中的表现非常不满，江青公开指控解放军负责宣传工作的总政治部已经将军队改变成为资产阶级的军队了！林彪对江青的指控表示出支持，并且号召应该在军队对进行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的一个女儿李讷张贴大字报，“解放军报向和处去？”指控解放军报在文革开始之后，已经背离毛主席路线的重重罪行，号召解放军报应该向上海的文汇报学习。李讷在大字报发出革命的怒吼！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
        李讷领导的军内造反派们开始打倒解放军报的总编等领导，第一场军内的造反派夺权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表态，军队应该维稳，如果有新的领导班子产生应该由总政批准才能有效。
        李讷表现出了一个青年革命者的大无畏觉悟和革命精神，她无视总政的指示，造反夺取成功。
        总政治部主任开始遭到军内造反派的攻击，他的家庭也直接遭受了攻击。
        这起针对现役军中高级将领的造反派攻击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立刻召开了900多个军中高级将领的会议，在会议上，周恩来高调向一切冲击军队体系的造反派们发出公开挑战，打击一切“降低人民解放军威信”的行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毛泽东公开表态，解放军不能乱。毛泽东同时接受了军队高级将领们的要求，国防部队不进行文化大革命，陆军，海军和空军体系的学校都不进行文化大革命。

        解放军登上文革舞台

        从1966年8月开始，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中国各地的城市，陷入了群众革命的赤色洪流之中，而这股造反闹革命的浪潮，并没有波及到解放军内部。
        在解放军内部，就和党内一样，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林彪元帅为代表的一派军中将领主张提拔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年青官兵，走群众路线，走“官兵平等”路线，大力扶植各地民兵事业发展，走人民战争路线。他们主张解放军应该投入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甚至主张，军中应该也进行文化大革命，清除掉军队组织机构和程序里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西方”因素。
        而另一方面，则是彭德怀元帅为代表的另一派军中将领，主张军队专业化，精英化。强调军队的上下服从，强调军队国防常规军队建设，强调解放军的职能应该保卫边疆和防止内战，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军队应该忠于共产党组织，而不是推翻党组织。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8 10:49

正文312
        整体而言，虽然林彪作为最高首脑的解放军公开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解放军内部的体系并没有混乱，上下级关系并没有颠覆，革命青年李讷领导的那种军中的造反夺权行为是非常罕见的个例。
        解放军的机密文件，解放军体系内的工厂，都没有在这场动乱中遭到破坏。
        解放军同时还遵循命令，出动占领了一系列重要的厂矿企业，实行军管，控制秩序。在大庆，解放军镇压了造反派的夺权革命行动，维护了旧有官僚体系的运作。毛泽东的一个侄儿，率领的造反派夺权革命行动，被解放军击退了，这个机构里，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物理学者们，正在进行着氢弹项目的研究工作。
        1967年1月底，解放军得到命令，参加社会上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帮助“左派”，打击一切“反革命组织”。
        这个命令，其实是完全不明确的。除了一些中央文革明确定义的“反革命组织”，比如北京的“联动”，沈阳的“红后代”这样的之外，具体到全国各地，那个组织是“反革命”？那个是“左派”？解放军完全可以，也只能够根据的解读，作出定义。
        我们来看看福建的造反夺权，在解放军介入之后的变化。
        文革爆发的时候，福建的省委书记原本是一位解放军中的上将出身，这位上将是出生在菲律宾的，他叫叶飞。
        而当时的福建，建国以后农村土改工作难以开展，党中央从北方调派了大批的革命觉悟高的南下干部进入福建，在文革爆发的时候，全福建一直到县一级，都是南下干部。
        竹幕后的中国，所有新闻都是宣传部门管控，主政福建多年的叶飞，在当时的福建农村普通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
        叶飞的妻子，则出任福建教育厅长兼党组书记，主管福建的教育体系工作。
        文革爆发之后，红卫兵们首先是对叶飞的妻子进行了揪斗和批判。随着红卫兵组织的扩散，工厂机关里的工人们也组织成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势力在扩大，造反派们开始发起了夺权革命。
        就和北京和中国此时各地一样，福州一样存在着保皇派的力量，保皇派们在城市的斗殴中处于下风，他们走上了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
        保皇派下到福州周边的农村，向农民们讲述老领导遭到了城市里造反派们的斗争，号召农民们进城，和造反派们作斗争。
        数以万计的农民们，怀着对老领导的质朴热爱和忠诚，涌进了福州城，他们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勇气，甚至连造反派在大桥上架设的机关枪，都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
        福州城里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以城市工人和学生们为主体的造反派，无力抵抗数量庞大的保皇派，他们已经有了农民弟兄作为他们的同盟军。
        造反派们被包围在几个建筑物里，作着顽强的英勇抵抗。一直到1980年代，这批建筑物的外墙，还残留着未处理干净的机枪和步枪弹孔。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这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反革命和革命派的斗争。有喜感的是，保皇派一样指控造反派作“反革命”，农民们更是真诚地相信，要推翻老领导，那当然是反革命！
        但是解放军介入之后，这个局面又发生了改变。解放军镇压了造反派的同时，镇压了保皇派，打倒了叶飞。解放军逮捕了数千名造反派和保皇派，他们中间有大学生，有工人，有干部，也有农民。
        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在内部列举了叶飞的罪状，1. 大跃进中的错误。虚报浮夸，下面报80亿斤，甚至都不实，叶飞上报180亿斤。2. 强行对农民征购粮食，叶飞说“先下手为强”。。。甚至说“我死不如他死”。这是什么立场？3. 走刘少奇路线，追随阶级斗争熄灭论。美化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发展提拔知名人士，甚至提拔“地主羔子”。重才轻德，不讲阶级出生，压制工农干部.。4.走彭德怀路线，压制民兵发展，压制福建人民武装部的地位。。。
        1967年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令，叶飞离开福州去了北京，他遭到了监禁。
        而取代叶飞掌握福建的则是一位解放军的上将，他是林彪元帅的四野体系的将领。
        在湖南，广东和安徽，解放军进入之后，迅速镇压了当地的造反派组织。
        在四川，解放军遭遇到了强悍的反抗，有数以千计的四川人被杀死或者负伤，造反派被血腥镇压了。到3月底，成都一个地方，解放军就逮捕了超过两万名造反派，解放军控制了局面。
        从1966年1月底，解放军介入各地文革之后，到底在各地逮捕，杀死了多少造反派，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我们我们可以知道这样一些事实，党中央接连向军队下达指令，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要克制，要更加克制。要各地解放军指战员们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造反有理，造反的群众运动，本身不应该当作反革命进行镇压。
        有目击者说，有的地方河流里都有许多漂浮的尸体。
        广东外的香港海面上，也开始出现许多漂浮的尸体。
        从1967年1月底，解放军介入各地文革，各地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设想，原本设想的解放军帮助“左派”闹革命的结局并没有在各地出现。相反，造反派们却开始在各地遭到了解放军的强力镇压，甚至是屠杀。
        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发出一系列越来越强硬和明确的指令，首先是告诉各地解放军指战员，必需要学习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要把造反的群众运动，简单化地理解成为反革命，进行镇压，其次则是对于反革命组织的镇压，要克制。
        各地的事态继续在朝着中央文革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到了1967年3月，中央文革正式下达命令，解放军不得直接介入各地的群众运动，不得对群众组织进行镇压。
        中央文革同时下达明确指令，各地解放军，不得自行定义那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
        之后在1967年4月，中央明确下令，解放军不允许对人民群众使用枪支镇压。
        到这里，解放军又被命令退出了文革。

        文革的造反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在中央下令解放军停止介入各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失去军队力量镇压和制约的文化大革命，走向更高的高潮。
        文革进行到此时，虽然彭真等人已经被打倒，并且遭受到了造反派们的当众侮辱和虐待折磨，但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则还没有被公开打倒，他们处于软禁中。
        1967年3月，毛泽东决定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加强打击力度，他召开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就算在被清洗过，毛派系支持者大为增加的这样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只是以一票的简单多数，通过了对刘少奇批判升级的决议。
        刘少奇被定义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刘少奇作了一系列的检查和自我认罪忏悔，但是他的努力不能改变他走向灭亡的道路。对刘少奇的斗争日益升级，发展到公开的群众辱骂，羞辱和虐待殴打。1968年10月，中国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定义刘少奇为“叛徒”，“工贼”，“特务”，“里通外国”的反党份子，开除刘少奇党籍。1969年，在遭受到非人道的折磨和虐待后，刘少奇在秘密监禁中去世。
        而邓小平则被保留了党籍，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卑微的认罪态度，他忏悔检讨自己说，他是反革命份子。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8 14:19

正文313
        解放军退出干涉文化大革命之后，各地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再次燃烧起来。
        在北京，极左派们开始向周恩来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之前在军队的帮助下，周恩来一直努力维持着官僚体系的运作，尽量控制和减轻他的内阁中重要的领导官员们所受到的伤害。
        解放军被禁止介入群众革命之后，周恩来被迫作了选择，他开始放弃牺牲一部分的部门和一部分他的同志和下属。
        许多的部门被造反派夺权了，包括中国的外交部。
        1967年6月，造反派们革命成功，夺取了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被迫几次作出自我检讨，接受数以千计的革命群众的戏弄和侮辱。出于我们不清楚的原因，造反派开始系统性地毁灭外交部的文件记录。革命的精神在中国外交部开始熊熊燃烧，中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机构也加入了这场革命的洪流。
        在北京，革命群众们再次继承了“伟大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的光荣传统，对苏联和英国大使馆发起了进攻。暴民们甚至放火焚烧了英国大使馆，之后又开始对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发起了革命行动，暴民们冲进了印尼大使馆开始打砸。
        到1967年8月，或主动“召回”，或者被驱逐，中国所有驻外领事馆人员被赶回了中国，只有开罗的大使馆还在运作。这是近代历史上，惊人的一朵璀璨奇葩。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降到了1949年建国以来的最低点。
        解放军保持局外中立之后，各地的革命群众之间的斗争日趋走向激烈，党中央所谓的“打，砸，抢，烧，杀，抓”行为在全国各地蔓延。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各地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遭到了屠杀，有多少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丧失生命。
        1967年8月，党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各地群众组织，“要文斗，不要武斗”，禁止暴力斗争，同时禁止各地革命群众组织非法禁锢任何人。
        党中央同时要求，各地的解放军承担起责任，保证党中央的命令得到执行。但是此时1967年4月，禁止解放军开枪的禁令还没有废除，军队陷入了困境之中，不能使用武力，如何镇压各地革命群众激情燃烧的暴力斗争？
        一些军队的司令长官找到了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他们扶植帮助一批革命群众，镇压另外一批。通常的情况下，就像他们之前的倾向一样，他们往往是对造反派们进行打压，对保皇派们进行扶植帮助，这又回到之前的局面啦，所不同的是解放军此时不能再直接使用武力镇压。中央文革再次表示出了愤怒。

        武汉事件

        武汉，由汉口，武昌和汉阳三个镇组成，这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城市，这里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地方。武汉三镇发展到1960年代，已经是一个巨型的工商业中心城市，这里人口众多，厂矿企业和教育机构众多，这里是类似上海，广州，北京那样的巨型都市。
        武汉军区的司令官，是陈再道将军，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军队将领，他已经为党的事业服务了四十年了。自从1954年开始，他就统帅着武汉军区的军事力量，他忠诚地履行着他的职责，维护着武汉地区的社会安全和稳定，维护着党组织的统治。
        但是1967年，对于陈再道将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期，他艰难地率领麾下的官兵们在执行着中央军委的命令，而中央的命令却又一再变化。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思想百万雄师联络站，这一个有喜感的名字，太长啦，大家通常叫它“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起源，是武汉当地党委组织和扶植的“红武兵”。
        发展到1967年夏天，百万雄师号称拥有五十万的战斗力，这是一只力量惊人的百万雄师。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工人总司令部，这又是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它的简称是“工人总部”。工人总部是造反派，他们当中有许多武汉当地的青年学生，同时还有来自北京航空学院的革命大学生们在他们中间，他们是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
        工人总部一样在武汉群众中拥有广大的追随者，他们也拥有五十万左右的战斗力。
        一月风暴发动之后，工人总部向当地党政机关发起造反夺权革命行动，他们和百万雄师发生冲突，双方势均力敌。
        一月底，党中央发出解放军支左的命令。谭震林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大声疾呼，解放军支左，应该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
        陈再道将军的军队对工人总部发起打击，武汉军区将“工人总部”定义作“反革命组织”。解放军攻占了工人总部的大厦，同时逮捕了五百多名工人总部的领袖人物。
        但是，充满革命的精神的造反派们是不会这么容易就屈服的，他们顽强地进行着他们的革命斗争。
        1967年4月，人民日报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此时解放军已经被禁止使用枪支镇压群众运动，革命小将们率领着革命群众，向陈再道将军发出了直接的挑战，打倒陈再道！
        工人总部发起全面反攻，矛头直指武汉军区，要求为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加入战斗，这又是一场革命群众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此时解放军已经被束缚住了，战斗在百万雄师和工人总部之间激烈地升温，双方势均力敌。
        两派之间的斗殴至少导致了数以百计的人员死亡，厂矿基本关闭，甚至武汉长江大桥也数次被迫关闭。到1967年6月，武汉已经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
        1967年6月17日和18日这两天，陈再道将军的军队对百万雄师提供了帮助。百万雄师包围并且攻克了工人总部的总司令部，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有将近300名年青人被杀死，他们中有的是被活活殴打致死的，另有一千多人受伤。
        遭遇到承重打击的工人总部不屈不挠地继续着他们的革命斗争，他们以伏击战，城市游击战的方式在顽强地抵抗着。
        双方的支持者，都充满革命激情地投入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中。
        到六月底，武汉完全停工或者减产的工厂企业已经达到两千个左右。
        武汉地区暴力升级的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关注。
        1967年7月上半月的时候，周恩来飞到了武汉，他检查了当地的情况，他和陈再道将军进行了交谈。周恩来告诉陈将军，武汉军区犯了错误，百万雄师其实是保守派，是反动派，被武汉军区打压的工人总部才是真正的革命派，造反派。周恩来说，他要求陈将军对工人总部提供帮助，和工人总部建立联盟，此后周恩来离开了武汉。
        1967年7月14日，中央文革派出王力和谢富治来到武汉。
        王力此时的党内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之前的宣传部部长）而谢富治则是老资格的军长高级将领，他和陈再道将军，都是1955年授衔时候的上将，此时谢富治有一系列重要职位，公安部长，北京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政委。谢富治到武汉的另外一个任务，是加强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毛泽东此时在武汉。
        王力和谢富治和冲突各方进行了交谈，调查了情况。
        1967年7月19日，王力和谢富治召集陈再道将军等武汉军区高级将领开会，下达了命令，基本是和周恩来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中央文革命令武汉军区团结工人总部这个左派革命组织，对百万雄师这个保守派反革命组织进行打击。
        武汉军区独立师发生了哗变，他们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百万雄师。
        7月20日，在哗变军人的帮助下，百万雄师占领了武汉的广播电台，火车站，飞机场和长江大桥和其他战略地点。
        在同一天，百万雄师和哗变军人们绑架了王力和谢富治。在周恩来的特别安排之下，毛泽东迅速乘坐飞机逃离了武汉。
        百万雄师的工人，农民和哗变军人们占领了武汉，他们公开展现了他们挑战党中央的勇气。
        武汉军队哗变的消息迅速传回北京，党中央表现出了惊人的反应速度，同时中国的军队也表现出惊人的快速反应能力。
        至少三个师的地面部队开始迅速向武汉方向集结，一个空降师迅速被空投到武汉市郊，东海舰队的炮艇部队开始逆流而上，迫近武汉。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8 18:36

正文314
        7月22日，王力和谢富治被释放，其中王力还遭受了殴打。他们回到北京之后，成为了左派革命群众热情颂赞的英雄人物。
        陈再道将军被解除了职务（他在1972年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哗变军队被解除了武装，和平重新回到武汉。
        武汉事件表明，人民解放军官兵对毛泽东事业的忠诚度，已经出现了不可靠的迹象。
        在当时，香港和台湾的报刊杂志就把这起哗变解读为周恩来在展现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实力，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推测的合理性。
        武汉事件之后，中国各地革命群众之间的派系武斗开始迅速升级，同时也开始出现革命群众和解放军之间的武装冲突。
        王力宣称，在军队内部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江青和其他极左派认为，应该“打倒一小撮军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对解放军中的高级将领们进行清洗和替换。同时应该让革命群众配置更好的武器装备。
        毛泽东批准了提高革命群众武器装备的要求，这个决定使得中国各地的群众武斗的性质开始转变。革命群众开始向解放军的军械仓库发起攻击，他们开始升级自己的武器装备，甚至连坦克和重炮都开始配备啦。
        到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说，广东，广西，四川一些地区已经陷入内战状态。如果这个局面发展下去，中国将走向全面内战。
        三十八个精锐军和各地解放军之间也开始出现紧张情绪。

        周恩来开始主导文革发展

        到1966年8月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已经基本被摧毁了。在党中央委员会的93个委员中的，只有28个人还没有被打倒。在28个省省委书记中，只有5个还在职位上努力维持着。至于党的在全国的六个大区局，已经完全不再行使职能。
        唯一还体系健全的是人民解放军，如果人民解放军再像党组织那样崩溃掉，文化大革命将走向何方？毛泽东真的能看的清楚么？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江青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目前的中国状况是不能容忍的，是非常危险的。
        1967年9月5日，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下达了命令，禁止群众组织在任何情况下，夺取任何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装备，车辆和物资器材。。。已经夺取的必需立刻封存归还。这个命令同时还废除了1967年4月6日对解放军的禁令，这个命令授权解放军，在情况必需下，可以对群众组织使用武力镇压。
        江青此时的发言，从她嘴里喊出来是非常有喜感的。江青公开呼吁，要防止“极左倾向”！江青热情颂赞人民解放军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守护者，江青同时对“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口号提出了严厉的指控，这是反革命的口号！让人抓狂的是，这个口号其实是江青本人在一个多月前提出来的啊，嘿嘿。
        一批原本江青的极左派战友们被定义作“形左实右”，遭到了批判和清洗。
        中央文革中的四个小组成员遭到逮捕，其中包括王力。一个多月前，百万群众在北京欢呼他“胜利归来”，而此刻他却遭到了逮捕。对他的指控中有一条罪名是很有想象力的，王力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但是和中国的许多政治犯一样，他事实上是遭到了国家的非法禁锢，因为王力连秘密审判都没有经过，就直接被投入了监狱。
        在武汉事件过去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把握了文革的发展方向，江青在这一段时间暂时低调了。
        中国报刊杂志电台的宣传机器再次开动起来，但是此时的宣传内容已经大不相同。
        报上开始反复说，95%的共产党领导干部是“好的，或者相对好的”，因此应该让他们恢复工作。
        党中央的宣传机构开始推荐各地应该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模式。
        党中央开始鼓励红卫兵们回到学校去，为革命事业加强课本知识的学习。
        1967年10月，全国中小学全部恢复上课。（大专院校要到1970年秋天才恢复上课）
        但是已经陷入了全国内乱的中国，要停止武装冲突，恢复社会秩序，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中国的武斗要到1968年夏天，才算真正结束。在1968年的夏天，北京清华大学里，不同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武装冲突终于被镇压了，这场冲突导致了数以百计的人员死亡。其中包括五个毛泽东派去恢复秩序的工人代表，他们遭到学生们的枪杀。
        毛泽东和周恩来此时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限制解放军的势力过于强大？否则的话，解放军有可能取代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不愿意看到的。
        他们的决策是尽快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之后开始组织建立各地的革命委员会。
        但是各地以三结合原则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必需得到中央的控制和批准，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过程，是快不起来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8 21:21

1024

正文315
        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中央政府的各部门，到各级地方政府，一直到农村里的公社，也包括各学校，各厂矿企业，各机关单位，都开始了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过程。
        党中央的三结合的基本原则是，五分之二的解放军干部，五分之二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干部（文革前原有体系的）和五分之一的群众代表。
        到1967年1月到2月间，当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党中央已经开始发出过呼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那时候，只有黑龙江，山东，贵州和上海一样，建立起了革委会。
        1967年3月到4月间，山西和北京建立了革委会。
        这之后，各地革委会的建设就完全停滞啦，解放军退出干涉之后，各派系群众革命斗争了六个月时间，也没有形成压倒性的力量胜出，直到解放军重新武力介入。
        1967年11月到1968年5月，中国各地的省级革委会建立完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和秩序已经回到了中国。
        各地的革委会基本是共产党的保守势力人士掌握的，不仅仅是因为旧体系的党员领导又回到了革委会中，而且是因为解放军的代表，一般也都是保守倾向的。
        各地的革委会成立之后，开始对之前的文革中表现活跃的极左革命人士开始了打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造反派红卫兵学生，激进的年青人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比如，大量的青年学生，被组织“下乡”，被从城市里迁移往农村地区。各地的年青人们开始出现对革委会产生苦毒和敌视的情绪，他们开始控诉说，革委会是反革命的当权派，他们所作是“右派份子在反攻倒算”。
        我们所知道的，走的最远，最为大胆的是1968年的时候，广州的一批红卫兵，则公开发出了打倒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革命怒吼！
        1968年的夏天，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段血腥时刻。
        在广东，红卫兵们进行着最后的革命奋战。他们截获了向越共武装力量的运输军需物资的火车车厢，他们获得了大批重武器。青年学生们此时已经是富有战斗经验的革命战士，他们将校园，城市街道，和小镇，当成了他们的战场。虽然我们不清楚在这场内战中，又有多少伤亡，但是香港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百多具尸体，他们全部是被捆绑着的，其中有些人还被砍去了头颅，很显然，他们是被俘虏之后杀害的。
        北京的几个大学校园里，在1968年的夏天，红卫兵们也开始了武装战斗。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甚至射杀了前来调停劝说的五个工宣队代表，他们并没有得到法律制裁，这是一个奇葩的时代，一个奇葩的国家，这是一个无法无天，丧失理性的革命时代！
        1968年7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其中就有那位清华大学的红卫兵领袖。
        根据报道说，当时毛泽东眼里是有泪光的，他对这批青年革命领袖们说，你们让我失望了，你们让全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们失望了！
        当时那位清华的红卫兵领袖，扑进毛主席怀里，放声痛哭。
        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各红卫兵组织放下武器，停止了武装抵抗。
        1968年7月28日，“伟大舵手”的这番讲话，可以被看作是，轰轰烈烈的红卫兵革命运动的结束。
        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解放军战士的武装护卫下，工宣队开始进入各地学校，恢复秩序。
        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当中，到底有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多少人受到伤害，我们缺乏一个全国范围的伤亡损失统计数据。在发生七二零事件的武汉，前后所发生的武斗，造成的伤亡人数，是十八万多。
        1968年12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再次发表革命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6,67,68年这三届毕业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被大批送往中国广阔的农村。这一批人，被称作“老三届”，这就是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
        这一次的上山下乡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以往中国往农村输送城市青年项目的规模。
        据估计，在1968年到1969年之间， 20百万左右的城市青年人，被强制迁移去了中国各地的农村。
        有的汉学者的划分，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于1968年，标准是颠覆各级共产党组织的社会革命运动停止。
        有的汉学者的划分，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于1969年4月，共产党的9大，标准是，共产党组织机构颠覆重建完成。
        本文的讲述，采取第二种标准。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颠覆走上资本主义路线的共产党组织，大破之后大立，以大立的中共九大，为结束。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5月，毛泽东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这场运动的方式，则已经回归了传统的有领导，有组织的运动模式。所不同的是，负责在各地开展这项清理运动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
        而这场运动的目的，则是抓出社会里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
        这场运动的清楚目标人群，则已经不再是“当权派”，不再是领导干部，这是和文革的一个显著不同。这场运动的目标人群，是党，政府，军队，学校，农村和商业机构里的普通人和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
        也就是说，斗争完了当权派，现在开始斗争普通群众，和文革中崛起的“群众代表”。
        工作组要求被审查者交代自己的错误问题和历史上的错误问题，包括家庭背景。当时的一个宣传材料是这样写的，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晚交代好；彻底交代比有隐瞒的交代好；如果一个人彻底交代了他的全部历史问题，承认了他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他会得到宽大处理，他的个人问题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家人。这最后一段文字，是非常震撼人的。
        这段文字，揭示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清查家庭出身，以免“坏”阶级背景的人，在文革后渗透进入党的领导队伍。
        在文革中，许多造反积极的造反派学生和工人领袖，他们其实原本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一颗红心”，他们表现的非常革命，非常积极。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9 11:27

感谢分享

正文316
        这一场清理活动，又清查出了进入各级革委会里一批“家庭成分”不好的“群众代表”，他们被踢出了权力体系。中国权力体系再次清洗，是毛泽东去世之后的“清查三种人”。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红卫兵喊出了要实现红色恐怖的口号，发扬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革命传统，这是群众路线的红色恐怖。
        而此时党中央主导下的清除阶级队伍运动，各省的革委会则喊出了“刮红色台风”，“刮十二级台风”的口号，这是有领导有组织的红色恐怖活动。
        各地由军人，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革委会，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和兽性。
        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传达了命令，杀死一个敌人，就节省一颗子弹！
        在国防科委下属的一个铀燃料矿区，残忍恐怖的手段，甚至吓疯了矿区里的许多小娃娃。
        在北京，一个电影导演，被革委会的打手们装在麻袋里，在电影厂内，活活打死。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下属各科研机构，有六百多人被查为“国民党特务”或者“美国特务”。有两个人被打死，十人被殴打成残废，十三个人选择了自杀。
        惨状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更为骇人，有八百多人被定为“阶级敌人”，六十多人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在云南，一个“特务案件”，就有138万人受牵连遭到迫害，其中一万六千多人被殴打致死，六万一千多人残废。仅仅在昆明一地，就1400多人，伤残近万人。
        同样，我们不知道这次波及全国的清除阶级队伍运动的受害者人数。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解读，文化大革命是群众对党组织的打击，而这次则是党组织对群众的打击，矛盾的斗争，不断的革命。

        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人民日报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党中央，国务院，开始在各地建立“五七干校”，各省革委会也跟进建立各地的五七干校。
        五七指示，是起源于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在这份信里，毛泽东阐述了他的中国军队，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建设的构想，这封信，就是五七指示。
        跟进五七指示的指导思想，这些五七干校，是为了让知识份子们在这里通过农业劳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不断的自我反思，相互教育，使得“学员”们可以对社会主义有更深入的了解，思想觉悟得到提高，改变成为合格的革命知识份子。
        光光是北京的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属各机关，就向北京输送了十多万的五千学员，他们躲过了“清除阶级运动”和之后的各次运动。从这一点上说，这些老年，中年和青年知识份子们，是幸运的。在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七十岁的作家和红楼梦研究者，他的祖上，曾经出现过朴学方面的大学者。这一批五七学员中，有许多像他这样的学者，教授教师，作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幸运地没有被定义为“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获得了“被教育”的机会。
        五七干校是一个类似监狱一样的地方，学员们的移动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们的家庭都被迫分拆了，老人和体质衰弱的学员被迫和体力强壮的人一起参加体力劳动，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的艰难，他们每天被配给的食物也非常有限，他们的住宿条件非常的简陋。
        他们每天早上起来，要“早请示”，要集体大声地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之后他们开始了白天的工作，而他们的农业生产工作，常常是徒劳的资源和精力的浪费。这些知识份子和指导他们的干部们，其实和当地农村农民的劳动技能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概念。
        学员们是通过这段五七干校的学习经历，对中国农村的贫瘠生存状况有了理解，但是他们的思想改造是否达到毛泽东所设想的效果呢？我们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我们有理由对这批老中青知识份子的理性能力存在有信心。
        杨绛原本是北京的一个英语教授，她去五七干校的时候，已经六十岁啦，她在干校里学习了两年的时间。她的丈夫，是钱钟书，中国的一个小说家，和文学研究学者。
        若干年后，当中国的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杨绛出版了一本书，回忆了她在河南南方的五七干校生活，她这么说的，
        在新的一年，四月的清明节的那一天，干校要迁往明港Minggang的新校址。在走前，我们全连学员集中起来，最后一次去菜地劳动，我们拔光了菜地里所有的菜，我们搬走了干校里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当我们扒光了菜地里菜之后，一辆拖拉机开来了，它碾平了这片农地。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书虫（钱钟书）和我偷偷又跑回去看了最后一眼，棚子，水井，灌溉渠，农田，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甚至连河边那一堆土丘都消失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干校里的干部和知识份子获得了释放，他们开始大批返回城市。
        但是党中央并没有明确下达撤销五七干校的指令，因此各地也不敢贸然撤销。干校被一直保留到1980年代，在这个期间，各单位会被“犯思想错误”的干部，送去五千干校接受“改造学习”。
        五七干校里说到了五七指示，我们就此来看看中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去中央化和大三线建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碎党组织，砸烂一切现有体系，他有他自己的思路，五七指示里，就明确阐述了他的许多社会建设思路。
        从1968年开始，毛泽东带领着中国，开始走上“大破之后大立”的重建道路。
        汉学者Carl Riskin在1991年曾经发表论文，分析研究了毛泽东的经济思路。毛泽东在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在市场经济和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之间，毛泽东在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毛泽东挑战说，中国是如此的土地广阔，中央的各部门如何看能对全国各地的地方经济进行有效而且合理的管理？毛泽东认为，中央控制Central Control是必需要追求的，但是中央管理Central Management，则是必需要放弃的。
        在毛泽东的经济发展设想中，人民公社模式，就曾经是他设想的地方经济管理模式。
        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思考是个大话题，我们在此不多作阐述，但是不论他的设想如何复杂，如何深入，我们可以引用Riskin论文的结论，毛泽东的经济思路是个“跛脚的混合体怪物”。
        之后显露的数据，让我们放弃了以往对中国文革时期的一些偏见和错误看法，在毛泽东发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依然在坚持着大量的经济投资和发展建设事业。
        1964年，美国对北越开始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由此引发了中国的恐慌，中国开始担心遭遇美国的入侵。中国的经济投资方向开始作出一个重大的调整，不再注重“吃穿用”，而是加紧加快军事工业事业发展，中国指定了一个大规模的工业迁移和建设战略性计划。
        从1964年到1971年，中国开始投入巨额的资金和资源，在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大力发展建设军事工业企业，并且开始从东部沿海，将一批企业和技术人员也往西南内陆迁移。
        由于担心遭到美帝和苏修的入侵，中国有意识地将这批企业设置在交通非常不便利的崇山峻岭里面，中国真诚地相信，这些自然障碍，可以成为这批企业的防护屏障。
        三线建设的思路，就类似19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军工发展计划，可是中国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现代军事技术和现代战争方式的变化。中国盲目倾注大批资金和资源在这些崇山峻岭中建设工厂企业，而山区偏远的位置本身却是没有防御价值的。现代空战力量的打击，是不受地面地形条件影响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9 14:03

正文317（重发，修改过）
        中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在崇山峻岭之间铺设了铁路，将这些新建设的机器制造工厂，军火工厂，铁矿，钢铁厂和发电厂连接了起来。这些新的企业的选址，都远离原有的人口密集地区，可以说，这些铁路是为了连接他们而建设的。根据Barry Naughton在1991年的论文，这个庞大的建设项目根本就是一笔浪费，中国一半的资金被倾注到了西南的这十个省进行三线建设，而在1965年的时候，他们的产出却只有全国工业产出的19%。
        在1957到1958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残留的经济学者们基本已经被清洗干净。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个庞大的项目，从一开始就是不健康的。整个发展计划本身就非常粗糙，而计划中有的目标又是不切实际而无法达成的，从根本来说，这个计划的指定过程就是一个奇葩性质的闹剧。当意识到计划的目标无法达成的时候，许多项目终于被放弃了，但是在此时，已经浪费了大笔的金钱和资源。到三线建设完成的时候，建设好的1600个企业中有150又难以维持，而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干预，这150个项目又只有81个真正被取消放弃。
        和三线建设同步的，是中国工业的去中央化管理发展。各省地方政府被授权，被鼓励发展各自的成套的工业体系。当时的中国很自豪地称，这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省开始在农村发展起小规模的工业企业，这些都不在中央计划之内。
        在1965年的时候，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着全国各地的10,533家非军工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出占中国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出的47%。而随着文革的发展，中央开始把企业下放到地方各省。到1971年，中国中央政府只控制142家工业企业，他们的产值只占8%。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宋朝的时候。在商业流通繁荣的宋朝，许多农村家庭的妇女和儿童，开始进入手工业作坊，或者在自己家里进行小规模生产。他们从事的行业主要有茶叶，丝绸，棉纺，制砖，制篮这样的行业。历史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根据Christine Wong的论文，农村小规模工厂，成为了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
        从1968年开始，中国基本就大踏步走上了发展农村小工厂的道路。到1979年的时候，在全中国的农村，有800,000家工厂企业，另外有90,000个小型的水力发电站，有24百万的工人在这些农村企业里工作。而他们的生产产值，则占到到中国工业总产值的15%。
        在15%的工业产值中，包涵了中小型的农业机械，各种农具，还有全国的一半化肥产量，三分之二的水泥产量，和45%的煤炭产量。
        如果这些成就，真的都像中国报纸宣传材料所讲述的那样是来自当地的资金在运作，那么中国的农村发展模式，是值得全世界学习和借鉴的。
        但是后面中国公报的别的经济数据却让我们看到，中国为这种农村工业化模式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中国所谓的农村工业“自力更生”，是个迷思，只存在在宣传材料上。
        比如，和大规模的化肥工厂相比，这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农村小化肥厂，生产效率非常低，而且生产成本非常高。而奖励机制就更加的有喜感，我们必需粗鲁地说，完全是荒唐的，因为损失都计入国家财政，而利润则留归地方。可以想见的，成本计算当然也是一笔糊涂账。我们会看到，各省会在农村建立起规模很大的工厂，规模完全超出了当地市场的市场需求。而这些工厂的建设资金，则来自于当地政府上报的“企业损失”。中国政府居然也一直接受这种财务记账方法，让外界觉得，中国政府并不在乎“盈利”这个概念。
        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在追求农村企业能够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靠良性的盈利发展维持经营。
        太多的共产党企业管理领导们，他们缺乏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责任感和知识技能，他们的不称值和缺乏责任感，更加重了农村工业企业的问题。农村企业成为中国一笔沉重的负资产。
        到1969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家投资，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继续完成三线建设项目。
        第二个是各省以及以下各级地方的低效的小规模工业事业发展。第三个则是技术引进，除了进口工厂设备之外，还必需进行东边沿海的港口扩建和基层设施建设。
        从196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的经济基本就按这样的发展战略进行发展的。在这个期间，重工业的增长是最高的，达到年均13.5%。而中国人口也从725百万发展到了1975年的919百万。与此同时，农村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是停滞的。毛泽东经济战略的受益者是，在去中央化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各地的党员干部，企业领导干部，成为当地的富裕阶层和新的精英阶层。这个结果，根本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9 23:51 

正文318

        陈村的生活

        陈村，是广东乡下的一个村子，和这个时候中国各地的农村一样，艰苦的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灌输是农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来看看陈村在1968年的状况，可以对当时的中国农村有个基本的理解。
        除了城市周边的乡村，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这个情况开始发生了改变，政治的紧张对立和社会的动荡，也来到陈村。这种紧张和动荡，出现在两个层面。
        陈村的两个村民出现了权力斗争啦，听俺们都是在当地有声望的人，各自都有一批拥护支持者。他们的言行，是否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路线，以及是否忠于本村，成为了重要的标准，两个人会轮流上台下台。
        曾经有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两个都不愿意作领导。领导意味着风险，在上级的指示和村民的利益之间，有时候会出现冲突的啦，你懂的。
        随着知识青年大规模下乡，受过教育的城市来的年青人们和村民们之间也出现了斗争。
        1966年的时候，陈村通了电，村民们开始进入有电时代啦。
        下乡的青年男女们，他们开始带领主持了村子里的政治学习活动，他们在村子里架起了高音喇叭，每天不停地播放着政治批判内容和政治思想教育内容。
        村民们文化程度不高，有许多根本就是文盲，对这些政治思想内容根本不懂，听了也还是半懂不懂，他们觉得这是个扰民的事情。但是日复一日的灌输，他们慢慢开始有了些概念，也开始有了革命政治思想觉悟啦，你懂的。
        这两个层面的斗争冲突，本来就包涵了许多鸡零狗碎的日常小事的冲突。这个时候，村民们开始以抓“四旧”开始作为斗争的手段了。而下乡青年们，也居然开始在他们之间抓起了“右派”。“四旧”人物，和“右派”人物，被关进了一个叫“牛棚“的地方，他们还要接受群众们的批斗。
        虽然出现了这些政治上的混乱，但是农业劳动和家庭生活，依旧还是以酸甜苦辣并存的方式继续着，他们有他们的快乐，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悲伤，他们继续着他们的生活和劳动。
        但是村子开始慢慢出现了变化，墙上开始刷上了各种的标语，像“农业学大寨”什么的。
        毛主席的像也开始进入了每个村民的家里，大家都开始和毛主席发生了日夜亲密的接触。
        1967年7月，党中央发布命令，全国各地必需树立毛主席雕像。全国范围的神化毛泽东运动从此开始。
        “三忠于四无限”开始在全国蔓延，成为城市到农村人人都知道的口诀。
        所谓三忠于，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
        所谓四无限，就是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于毛主席。
        村民们不仅开始“三忠于四无限”于毛主席，他们的生活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许多方面开始回归到了大跃进初期时候的样子了，根据上级的指示，这是要真的“学大寨”啦。
        村民们被教育灌输说，要放弃“自私”观念，要停止“自私的”生产。不仅是他们的土地现在全部是归于村子所有，连他们家院子里树上的果实，他们的渔网，甚至他们家养的猪，都要上交。
        原本都相互熟悉的生产小组被禁止了，村民们要组成更高级别的生产连进行劳动。现在由生产连来组织安排农民们的劳动和计算工分。
        虽然村民们普遍不喜欢这样的安排，可是村子里收入最高的一批农民，他们在1968年的年收入却比之前的四年的年收入都高。而且大集体化之后，村民们的劳力可以进行多元化的分配，他们有理由相信，之后的收入前景会更好。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陈村建起了一个砖厂，一个面粉厂，一个花生油厂，一个糖厂，一个酒厂，一个番薯加工厂。
        在每餐饭前，陈村的居民们都要像基督徒作谢饭祷告一样，对毛主席进行祷告和赞美。一般来说，是背诵一些毛主席语录，歌唱“东方红”，之后大声地祷告说，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
        忆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开始推广。在农村，村民们被组织起来接受学习。他们被教育，“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们是多么的邪恶和残酷，农民的生活是如何水生火热，多么凄凉悲惨。是毛主席带领的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人民，农民才推翻了压迫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过上了幸福的好生活。
        忆苦思甜的关键是两方面，万恶的旧社会是多么的“苦”，中国的新社会是多么的“甜”。竹幕后的许多中国人，真诚地相信，中国人的生活“比蜜甜”。
        陈村的农民得到了教育，他们的“解放”是来自于土改。农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共产党的恩情，不应该忘记毛主席的恩情。
        在1969年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中，除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健康之外，还要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在1969年的时候，陈村的农民们又被告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苏联军队的挑衅入侵。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林彪的领导下，成为一只不可战胜力量，保卫着中国，保卫着农民们幸福的生活。
        1971年，村里的领导们被召集到公社里开会，传达了党中央下达的通知。当村干部回到陈村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困惑而震惊的。林彪背叛了毛主席，林彪是一个叛徒和内贼，他可耻地死在了叛国逃亡的飞机上。
        林彪事件，给陈村的农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们对党中央的宣传，对伟大的党，开始出现了困惑。
        当时居住在陈村的一个下乡知青这么写到，
        当刘少奇被揪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支持，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被升到了非常高的高度，毛泽东是中国的红太阳，是中国的大救星。但是林彪事件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们突然发现，高高在上的领导们，今天说一个东西是圆的，可是明天却又说它是扁的。我们开始对这个体制失去了信心。
        从1969年之后开始接受政治思想灌输的陈村农民们，他们开始对国家大事有了了解和关心。他们开始对北京发生的事情，开始有了兴趣。而林彪事件之后的陈村农民们，他们一样陷入了困惑之中。
        一个又一个的党中央的领导们，他们先是被歌颂，之后却又被丑化。
        大跃进的时候，农民们至少知道党中央的明确愿景是什么，大家知道党中央要发动农民们加快经济建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让农民们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可是文革开始之后，农民们有些人开始觉得，毛主席和共产党，他们似乎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要把中国带向那里。
        村子里下乡知青的许多“段子”开始在农民中开始流传。农民们不仅对党中央开始失去信心，他们对基层的党组织也开始失去了原本的敬畏和尊崇。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0 12:45

正文319

        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九大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彭真，杨尚昆，罗瑞卿等人遭到清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
        1966年8月，中共八大十一届会议，山寨版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改选了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正式夺权党中央话语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一月风暴开始。中国革命群众开始打倒各地党组织和政府机构，轰轰烈烈的夺权运动开始。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红卫兵被解散，文化大革命进入最后的第四阶段。
        从1968年开始，各地的革委会在军队的帮助下，对各地的红卫兵开始了镇压，中国开始恢复社会秩序。
        党中央发起了新的一轮群众运动，“清除阶级队伍”运动，在革委会的领导组织下，在全国范围对阶级敌人进行了清除和打击。
        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各地基层，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也开始了。
        毛泽东此时在党中央的话语权柄，已经远远超过了文革之前，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就能够一个人控制操纵共产党。
        重新组建的共产党，可以分成三个派系，党内极左的毛泽东追随者在文革中崛起，江青成为他们的领袖人物。解放军则成为在文革中崛起最为迅速的党内力量，林彪成为这一股力量的代表人物。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力量，并没有全部遭到清洗，他们依旧是党内一股有实力的派系，周恩来是他们的领袖人物。
        从中央内部到基层各地的革委会，解放军都成为占有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党组织的重建工作的高潮，是1969年4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共九大制定了新的党章，1956年八大删除的“毛泽东思想”再次回到了党章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性理论思想。
        党章里还明确出现了这样的条文，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明确了阶段斗争的重要性，同时明确了发展党员必需以出生的阶级成分为标准。
        经过了文革，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清洗，大清洗的结果，在党的九大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在九大的1500名代表中，三分之二是军人，在九大选举产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45%是军人。(在1956年的时候，军人占19%)有190个军人成为中央委员，另外有279人是候补委员。而在新组成的21人的中央政治局里，有10个人是军队里的将领（其中的7个人是新选入中央领导核心层），林彪的妻子也在这次大会上被选进了中央政治局。
        我们会看到，除了王洪文，陈永贵这一些花瓶式的人物之外，真正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进入这次党代会的青年学生，农民和工人是非常稀少的。
        九大党代表的人员大变动，都还是文革前那批党员领导上升继承了更高的领导职位，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1935年之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九大的代表平均年龄是61岁，他们的革命觉悟程度如何，我们无法评估。但是和党的八代作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九大的代表的学历水平，比八大的更低了。
        但是受教育的程度低，并不代表他们是“工农”出身，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领袖并没有进入九大，而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解放军，反而成为了九大的主流。
        毛泽东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可是我们有理由质疑毛泽东的真诚，九大的人员构成结果，真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愿意看到的么？
        中共九大，标准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真实结束，但是这远远不是毛泽东革命斗争的结束，这远远不是矛盾斗争的终结。
        党指挥枪，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识，当解放军的力量从中央到地方都占据到了如此强大的地位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感受到了威胁。
        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的领导干部，在九大之后，开始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不断革命，不断斗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革命事业还将继续下去。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0 15:01

正文320

        文革期间的中国外交

        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发展也和国内一样，充满了丧失理性的狂热行为。
        中国开始加强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控制，基本是对外封闭了大门，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对中国人出境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严厉的审批制度开始建立起来。从文革时候开始，中国人走出国境的机会就更稀少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社会开始把中国称作“竹幕”后的国家，脱离了“铁幕”苏维埃集团之后，中国成为一个“竹幕”国家，成为一个封闭的隔绝国家。
        文革开始之后，中国进一步走向反智，不仅对“旧”的概念和事物采取敌视立场，而且对“外国”的概念和事物走向了敌对和仇视。
        1965年，周恩来出访了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中国开始大规模提供经济援助。中国希望能够使用金元外交的方法，建立起亚非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领袖地位，取代之前的苏联。
        但是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三世界国家大会”告诉中国，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中国援建的非洲坦赞铁路是这些经济援助项目中，投入最为惊人的一个大项目。
        文革开始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更为激进，作出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狂热举动，使得中国的外交形象急剧下降。
        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和缅甸的外交关系在缅甸是如何急剧恶化的。
        1962年，缅甸军事强人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结束缅甸民选制度，缅甸进入奈温将军独裁军政府统治时期。
        1964年，周恩来两次访问缅甸，和奈温将军进行了亲密友好的会谈，周恩来向奈温传授了中国“公私合营”的剥夺私人企业的经验。
        缅甸开始推行国有化，征收私有企业，中国积极配合，无偿转让了在缅甸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中国和缅甸关系走向密切。
        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则在暗中培训和扶植着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柬埔寨的共产党力量。他们不仅在中国接受培训和学习，而且得到中国的扶植，回到国内发动武装革命斗争。中国在复制当年苏联共产国际的作法，输出革命。
        1966年，中国开始文革，中国输出革命走向公开化。缅甸共产党叛乱武装领袖人物，公开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起检阅红卫兵。
        中国在境内架设起“东南亚革命之声”革命广播电台，展开革命宣传攻势，并且号召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们起来战斗，和压迫阶级作斗争。“砸烂奈温的狗头”之类的歌曲在电台里播放，身处中国境内的缅甸共产党人开始向缅甸军政府发出挑战。
        在中国的支持之下，缅甸共产党的缅北山区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日后曾经割据在缅北果敢地区多年的传奇人物“果敢王”彭家声，就崛起于这个时代。
        在缅甸城市地区，大使馆和其他中国派出机构，开始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群众运动。
        华人青年们“心向祖国”，开始佩戴毛主席胸章，学习毛泽东思想著作，革命的热情在华人青年中燃烧。
        缅甸军方加强打压抓捕“红色中国人”的力度，双方的矛盾走向激化。
        缅甸开始取缔一切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禁止华文报刊报纸。
        1966年7月，仰光爆发大规模排华暴乱，暴民们开始洗劫华人财产，殴打屠杀华人。
        军政府开始抓捕屠杀“红色中国人”，并且驱逐大使馆，新华社等中国派驻缅甸的工作人员。
        中国和缅甸的外交关系迅速降到最低点。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得出了结论，美国并没有入侵中国的意图。
        中国的输出革命行动，以及外交人员在所在国宣传革命的行为遭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厌恶。
        到1968年，除了埃及之外，甚至包括古巴和朝鲜在内，各国开始驱逐中国外交官，或者直接断绝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朝鲜开始明显倒向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走向恶化。
        1967年夏天，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组织下，香港左派革命青年，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五七风暴”运动。左派组织不仅组织了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左派革命青年们更是以土制炸弹对反动派发起了进攻。香港政府加强了打压力度，一批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获。1967年10月底，市民开始上街抗议左派革命人士的恐怖行为。
        除文汇报，大公报等左派报纸外，香港的各报刊和电台都对左派表示了谴责。革命青年们开始使用土制炸弹攻击这些新闻业者，金庸受到死亡威胁，避走瑞士。
        1967年12月，中国方面下令香港左派停止恐怖行动，五七风暴平息。
        1967年底，中国军队和印度军队在锡金和西藏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这一次印度军人表现的比上一次出色，中印两国军队在一个礼拜的战斗之后，停止了军事行动。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爆发小规模边境军事冲突。事后苏联方面指控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苏联红军进行了偷袭，苏联红军高级将领发表谈话，主张用核武器教训“冒险主义国家”。
        在四千英里的边境线上，苏联红军军队开始集结，中国在北方边境面临强大的军事压力。
        随着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开始寻找和美国修复关系的机会。
        在美国方面，尼克松在1969年出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在国会里，是麦卡锡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以对共产主义的强烈敌视态度而著称于美国政坛。
        尼克松一直主张，美国必需和竹幕后的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尼克松认为，加强和中国的交流，是促进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崩溃瓦解的有效手段。
        但是尼克松面临着国内民意的制约，在1969年的时候，中国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红卫兵们那些令人恶心的兽性暴虐行为，已经在美国得到了报道，此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已经急剧恶化。他们不再把中国看作一个独裁政权的国家，而是一个疯狂的极权主义邪恶国家。
        尼克松和他的国务卿基辛格，必需在民意制约的间隙中，寻找到一条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道路。
        这是1969年的事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2 09:16

感谢分享~

感谢支持分享历史~感谢分享~1024

正文321
        汉学者Andrew Walder专注于中国的文革运动和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当他主持香港理工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时候，他在这个期间，对中国问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从2006年开始，Walder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论文，他的分析和研究，让我们可以对文革有进一步的理解。
        Walder排除了文革中一系列外人看起来完全丧失理性的狂热行为，找到了文革内在的逻辑线索。通过一系列事实的堆积，Walder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革并不是完全丧失理性的狂热行为，也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追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由国家煽动和控制的大规模迫害，虐待，派系武斗和疯狂的暴力运动”，而发起这场暴力运动的原因，则是对阴谋的畏惧，毛泽东真诚地相信，党内存在着“隐藏的敌人和叛徒”。
        对阴谋集团的恐惧，存在于中国历史，毛泽东喜欢看的明史里，洪武皇帝，就对他的宰相产生了猜疑和恐惧，洪武皇帝在1380年，对宰相的“谋反”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至少处死了四万多人。
        而孙中山的一生革命事业，就一直在致力于各种的阴谋诡计，表面说一套，背地里说一套。
        历史发展到1960年代，“忠诚的反对者”的概念，还没有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毛泽东对阴谋集团的恐惧，使得他使用阴谋诡计的办法，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除了对阴谋的恐惧之外，Lynn T. White III在1989年的论文里，又为我们找到了大规模暴力仇杀的成因，中国建立之后，有三个统治管理上的因素一直存在着，
        1. 中国对全社会的成员进行了“阶级成分划分”，那些被划分为“右派”，“坏分子”的，不仅他们的本人，甚至他们的家人都处在被歧视和虐待的境地。
        2. 所有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都处在严密的监控管理之下，他们单位的领导，可以控制干预他们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结婚，都必需得到领导的批准。
        3. 一次又一次的群众运动，不仅是打破颠覆了传统的忠诚，友谊，亲情那些价值观，而且使得许多人受到了迫害。
        以上三条，都是中国廉价而可耻的统治和控制手段，这些手段使得许多人长期受到压迫迫害，他们的心里有着怨愤和仇恨，当他们得到了机会的时候，他们会爆发出来，对原本的仇人，尤其是原本的领导干部，施加报复。而一但这种仇恨情绪宣泄扩散之后，报复打击的目标人群就扩散开了，这是典型的暴民模式。
        基于对阴谋集团的恐惧，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是一个阴谋家，一个说一套，作一套的人。
        通过政变手段夺取了党中央的话语权之后，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再高调宣称要“放手发动群众”的毛泽东，却一再试图干预，操纵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运动。
        比如，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后，保皇派和造反派的斗争结果，并没有向毛泽东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各级党组织，并没有在群众运动中轰然倒塌，毛泽东开始下令军队介入“支左”。
        当军队介入之后，群众运动的发展方向，仍然不能使得毛泽东满意。
        毛泽东又开始呼吁解放军不应该用枪镇压人民群众，我们看看武汉事件，中央文革向武汉军区下达明确命令，应该支持那一派群众，打压那一派群众，这难道可以说是放手发动群众么？
        局势发展到最后，党中央干脆下令解放军镇压了各地的群众运动，到这个时候，又允许解放军使用武器了。
        1967年的一月风暴，上海所发生的事情，更让我们看到，按照毛泽东自己在发动文革之前所确立的标准，毛泽东其实是个一个反革命者啦。当群众革命的方向，不是他喜欢的时候，毛泽东就暴露出了一个反革命者的真实面目，最经典的案例，是上海的群众革命运动。
        1967年1月的时候，上海的人民群众起来闹革命啦，这是一场由下而上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这算是“真革命”啦。而当群众运动革命成功，建立起上海公社的时候，这算是革命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一个胜利。而此时，毛泽东却下令取消了上海公社，强行安置了一个上海革命委员会，把上海的群众运动，改变成了由上而下领导控制的群众运动。军人，党员领导，把握了上海革委会的话语权柄，他们听命于党中央，听命于毛泽东。这和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的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运动，难道有区别么？
        当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们继续着革命斗争，甚至激发出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向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发起挑战和进攻的时候，革委会甚至动用了军队进行残酷的镇压，这难道不是反革命行为么？
        不论从那个方面说，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失败行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让革命群众能够夺权，能够推翻各地的党组织取而代之，至少能够将党和政府的官僚体系，放置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工作。
        而这一个目标，显然是失败了，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党的九大的人员构成。文化大革命，只是换了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取而代之上台的依旧是原来体系内的领导干部和军人。
        毛泽东宣称，那些长期的共产主义领导干部们，其实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已经渗透掌握了党，政府，军队，文艺和教育领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权。这种指控，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后果，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2 09:17

学习一下历史，感谢分享

正文322
        1. 损坏了共产党长期通过宣传教育建立起来的威信地位。
        2. 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这里什么是革命，又完全无法明确定义，联动前一刻是革命小将，后面又成了反革命组织），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这里阶级又无法定义了，许多黑五类子女成为了群众运动的领袖，而红五类的领导干部却又被当作阶级敌人遭到了斗争），打倒推翻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在前一天，还是报纸上宣传歌颂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这一套作法，在社会各阶层造成了极大的困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社会各界完全困惑啦。比如，邓小平，他长期是一个党的高级领导，而到了文革中，他居然被说成是“一直反对毛泽东思想，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且还是“睡在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又一颗定时炸弹”。可是到了后来的1973年，邓小平又出来作领导啦。这实在是令旁观者抓狂啊。
        3. 文革完全摧毁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这场运动，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想的重建，加强党的力量的目的，相反，文革对党的组织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党内的领导干部也开始对党的组织纪律性失去了敬畏和顺服。
        4. 中国从建国以来，法治建设就非常薄弱。尤其在反右运动之后，法学学者们都被当作“毒草”遭到了清洗。而在文革当中，红卫兵开始“砸烂公（安）检（查）法（庭）”体系，人民群众以“群众审判”的方式，逮捕，公审，定罪，处置受害者，而受害者们则完全失去了司法体系内的辩护权力，被“人民群众”定义作罪犯。文革之后，再主持公检法体系的领导干部们，基本就是法盲的一代人，中国的法治建设，完全走上了多数人的暴政的道路。
        毛泽东浪漫主义的“大破大立”的思路，实在是太过简单，他甚至都没有思考定义过，破之后的“立”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社会的旧有体系，完全被打破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新体系和新秩序。
        甚至连文革后重建的党，都不是毛泽东喜欢看到的党组织。解放军开始成为党内最大的一股势力，而解放军甚至开始在全国和各级地方政府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刘少奇本人虽然被完全消灭了，但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绝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修正主义”领导干部，又逐步回到了共产党的统治体系里来了。周恩来认为，失去了这一批老干部们的经验和能力，中国是无法继续正常运作下去的，而毛泽东也被迫认同了周恩来的主张。
        文革所造成的社会伤害到底有多大，我们没有一个全面而具体的数据。
        后毛时代的共产党中央，曾经提供过一个笼统的数据说，有一亿人口在文革中遭到了迫害。我们就假设这个数字成立，作一下推理。文革基本上是在城市里开展，如果按照一亿人的说法，那么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中国城市居民，在文革中遭遇了伤害，他们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被殴打成残废，有的失去了工作，有的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和摧残，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财产，有的人则是家庭成员中遭遇到了不幸。。。许多的作家，教师，高级领导干部在文革中被逼自杀。
        中国的大专院校，在文革中被完全关闭了，一直到四年多之后，大专院校才恢复教学培训工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教育断层，而这些受教育者，本应该是中国现代化所急迫需要的建设力量。
        在经济发展方面，文革对农业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对中国的工业生产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如果以工农业总产值为标准，那么1968年比1966年，下降了16.7%。中国雄心勃勃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事业，在文革中又遭到了破坏。
        在教育体制方面，毛泽东一直希望能够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使得工农子弟能够通过接受到好的教育而消除原先的不平等地位。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和许多社会制度一样，对农民子弟，是显然不公平的，毛泽东真诚地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消除不平等的解决办法。
        文革结束后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中学生们在毕业之前，必需要完成“学农”和“学工”的教育，学生们要去工厂里参加劳动，去农村参加劳动。
        中国同时取消了原有的高考入学考试选拔制度，而由工厂和公社“推荐”学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毛泽东原先设想的受益者，是广大工农子弟，事实上，这些推荐保送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绝大多数又是官僚体系里的领导干部们的孩子。
        学校的学费被大幅度减少了，学制也缩短了，中学和高中，只需要四年就可以完成。
        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开始意识到这种教育改革是无法培训出中国现代化教育所需要的人才的。工农兵大学生们，基本而言，就是个笑话。对工农兵大学生制度的反思，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了进行恢复旧的竞争考试录取制度的努力，到毛泽东去世之后，工农兵学员就完全消失了。
        毛泽东试图消除工人阶级间的不平等，缩小工人和领导干部之间的待遇差别，毛泽东的努力一样失败了。文革之后，领导干部对工人的权威更为加强了，而临时工仍旧是一只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力大军。工人们调换工作的难度比文革前更大，多级别的工资待遇依旧存在，领导层中的工人代表，只是点缀用的花瓶而已。
        毛泽东将数以百万计的城市青年输送到了农村，并没有缩小城乡差别。相反，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下乡运动，扩大了城乡差别。城市清除了大批无业的城市青年之后，社会福利制度更为健全，而被排斥到农村的，是城市中缺乏劳动技能的青年人，他们缺乏城市工人的劳动技能，他们同样缺乏农村的生产劳动技能。
        农村的生产技术水平并没有因为这样大批的城市青年的到来而提高，城市青年反而带来了各种问题，造成了农村社会的混乱和失序。农村不仅没有得到国家的资助和补贴，反而要帮助城市消化解决大批无业城市青年的出路，农民们的负担更重了。
        毛泽东去世之后，大批下乡知青开始返回城市，他们对在农村的那段经历充满了抱怨和不满，他们渴望尽快逃离农村回到城市。而农民们，则一样感到了解脱，这些制造麻烦的城里人终于离开啦。
        一般普遍都相信，文革大革命，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人对老人的态度和行为举止习惯。
        从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许多知识份子们就大声呼吁中国应该摆脱儒家传统的束缚，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在这个过程中，儒家传统里晚辈对长辈的尊崇和顺服，是最受攻击的一个传统。知识份子们鼓励年轻人应该摆脱对长辈那种缺乏独立思考的无条件的顺从，走向个体独立，走向个人价值的追求。那个年代的知识份子们，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条道路，指引中国年青一代追求民主。
        这个过程中，出现过一股反动的努力，那就是蒋介石统治的时代。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等一系列努力，试图重塑儒家传统的权威地位。
        1949年，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开始继续回到这个方向，开始对“封建传统”进行批判。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对权柄的顺服，对长者的尊敬和顺从，连同一系列传统伦理所规范的语言和行为举止规范，都完全被颠覆了。
        但是中国在颠覆了旧传统规范之后，并没有寻找到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或者说，中国开始进入了完全的唯物主义道德价值体系里。
        一切旧传统的约束和规矩都消除了，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中国特色的后现代社会。
        在后毛时代，中国一直在作着各种努力，包括提出各种口号，开展各种运动试图教化国民。但是中国人这个特殊的族群，一个特殊的，言谈举止粗鲁无礼和无知的族群，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发展到21世纪，这个奇特的社会现象，随着中国人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增多，被更多的中国之外的人们认识到。整体而言，中国人很难被文明社会的规矩所约束，他们有自己一套的言谈举止规范。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1 19:53 

正文323
        文革中有一项政策，是的确在试图改善农村的公众卫生健康状况，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农村的每个公社都建立起了一种最原始阶段的诊所，数以十万计的相当于护士一样的医务辅助人员，接受培训，成为“赤脚医生”，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遍布全国的乡村诊所和赤脚医生们，依旧存在着。
        虽然他们的医疗资质遭到后人们的批判和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建立之后的漫长时间里，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并且建立了这样一个医疗网络，最起码为农民们，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这个，应该算是毛泽东为中国亿万农民们，真正做到的一件正面的事情。

        毛泽东的最后岁月1969-1976

        毛泽东的身体，从1969年开始逐步衰退，但是他在尽他的努力，按照他的理想，在重建着中国共产党，重建中国。
        可是我们会看到，毛泽东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毛泽东在晚年所做的，只是在党内不同的派系之间寻找着平衡，维持着统治。中国并没有走上他所设想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按照他所设想的方向在发展。
        毛泽东晚年的作为里，有一件事情，是给中国留下了正面的影响，那就是毛泽东的外交努力。中国开始结束了自己选择的封闭隔绝，开始向外界打开了大门，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

        林彪事件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九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林彪在共产党内地位的顶峰，他不仅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甚至连党章里，居然都把林彪的继承人地位给写明了。
        这次大会的结果，绝对不是毛泽东发起文革之前所愿意看到的结果。虽然八大时候的代表们，60%都被清除了，但是取代他们的，却是1935年之前参加共产党的老资格共产党员。
        文革并没有真的打倒官僚体系，文革的结果只是官僚体系内的人们换了位置，而且军队的力量，却在文革过程中，明显强大了起来。
        九大之后，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矛头开始指向了林彪。林彪曾经紧紧跟随毛泽东，通过在解放军内神话毛泽东而崛起。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希望减少解放军的力量而加强共产党组织的力量，两个人在这个共同点之下，又存在着分歧。
        毛泽东希望将群众路线制度化，体制化，并且希望将教育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而周恩来则希望能够将党组织重建起来，恢复起党组织的统治力量和权威。周恩来在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也更倾向于务实的路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和传统的苏联模式中央计划经济来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林彪不仅遇到周恩来为首的文职官僚们的挑战，在解放军内部，一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除了在党的建设方面，林彪和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存在着冲突，在外交路线上，双方一样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到文革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更加相信，美国并没有武装入侵中国的意图，1964年时他的恐慌是没有根据的。
        尼克松在1969年所发表的关岛宣言，更是阐明了美国在亚洲安全事务问题上的立场，亚洲的安全，应该由亚洲人来主导，美国只是一个辅助力量。
        在1969年盖洛普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美国超过50%的民众，不愿意为维护亚洲安全而投入美国的士兵。
        美国要减少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这个趋势让中国产生了担忧，缺少了美国的制衡，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力会迅速加强。
        在1967年的时候，苏联提出了亚洲集体防务圈的建议，中国认为这是苏联在建立对中国的包围圈。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其实并不倾向中国，他们选择归向苏联，如果亚洲集体防务圈一但完成，中国将被越南和朝鲜包围起来。
        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入侵，更表明了勃列日涅夫的外交原则，国家主权是有限的，当社会主义制度遭到危害的时候，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领袖，可以出兵。
        勃列日涅夫的外交宣言，引起了中国的恐慌的强烈反弹，中国指控苏联作“大国沙文主义”。
        因为根据勃列日涅夫的说法，苏联侵入中国，也是正当的。
        1969年，在中苏边境军事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开始在中国边境施加强大军事压力，并且曾经发出了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威胁。
        在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九大上，林彪作了政治工作报告。而在林彪的报告中，他重申了中国的外交路线，一面指控攻击美帝国主义，一面指控攻击苏修正主义。
        而毛泽东和周恩来则急迫地要对中国的外交路线作出一个激进的转变，他们想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
        我们虽然不清楚具体的争论细节，但是我们知道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林彪和他的支持者们，强烈反对这样的外交政策变化。
        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林彪会反对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我们可以作两种推测，一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因，另一种则是如果中美之间改善了关系，中国得到了美国的安全保障，那么解放军的重要性就会降低。
        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之争，让我们看到共产党的重建工作，在九大之后的整整18个月里，是几乎停滞的。
        一直到1970年8月，共产党在庐山召开中央委员会议，毛泽东突然对和林彪关系密切的陈伯达发起了攻击。毛泽东不仅清洗了陈伯达，而且对陈伯达作出了一系列非常严厉，但是显然离谱的指控。毛泽东不仅指控陈伯达是“极左”（这个是可以任意说的。），而且指控陈伯达是个骗子，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到后来，毛泽东甚至指控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
        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对中央军委的成员作了调整，减少了林彪在军委中的影响力。毛泽东同时对北京地区的军事将领作了调整，进一步减少了林彪对北京驻军的控制力。
        从庐山会议之后，共产党组织在各省的重建工作开始加速了，到1971年8月的时候，各省的党委组织已经重建完成。但是最后的局面，一样不能让中央感到放心。有三分之二的各省省委书记是由军人担任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其中许多军人还是各省的革委会主任。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省级军事指挥官都是亲林彪的，但是这种军人力量越来越强的现象，是党中央不愿意看到的。
        从1970年下半年到1971年中，中央对解放军直接或者间接的批评开始增多了。有的是批评解放军没有将党组织摆在正确的领导位置，有的是批评解放军没有注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
        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毛泽东和他党章里明确的接班人林彪之间爆发过公开的冲突。
        而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明显倒向了周恩来，甚至同意了周恩来的许多主张，包括恢复了一些“罪恶”的“资本主义路线”政策，比如，允许农民恢复自留地，允许通过经济刺激的方法来提高生产。
        林彪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进一步神话毛泽东的努力，林彪宣称毛泽东是“天才”，而且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而毛泽东则对此作出了批评。
        毛泽东开始加强了对林彪的攻击，而这些攻击的具体策划和执行者，则往往是周恩来。这些攻击都是以间接而微妙的方式进行，甚至可以说是带着伊索寓言一样的意境，周恩来是这方面的高手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2 08:05

正文324
        比如，一个和林彪关系紧张的将领会被安排到林彪手下工作，而周恩来则会坚定地支持他。
        又比如，在中国四处张贴的领袖画像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原本在画像里，毛泽东和林彪是并肩而立的，而现在林彪的位置变到了毛泽东身后。
        这一系列的变化，都会使得中国的中高层领导们感受到了风向的转变。
        简单地说，林彪的力量，对毛泽东夺取党中央的控制权，包括控制文化大革命的走向，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可是现在，林彪的重要性已经开始渐渐下降了，排在第三号的周恩来，此时和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他们两个人在党的重建工作，和外交方向上存在着共识，而这两个方向，都是周恩来的专长所在。
        毛泽东最后的一个小把戏是到处巡游，和各地的军队将领进行谈话，在谈话中批评林彪。这些批评很自然地会传到林彪那里的，毛泽东的谈话对象中，有的就是林彪体系的军长将领，林彪意识到，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毛泽东是在8月到9月中这段时间，在各地巡回接近各地的军政高级官员的。
        1971年9月12日夜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据说林彪一家人坐飞机逃离了中国。
        1971年9月13日，那架飞机坠毁在蒙古，坐在飞机上的林彪身亡。
        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迷案。周恩来日后所作的官方报告，和之后中国官方的讲述，都存在着逻辑上的前后不一致。而中国官方所公布的许多罪状，包括林彪阴谋策划暗杀毛泽东的罪状，也存在着很多令人质疑的地方。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党内高层又进行了一轮大清洗，中共九大中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成员，有一半消失了。
        林彪事件，是被讲述成林彪反党，他阴谋发动政变。解放军的名誉也受到了玷污，党中央开始大规模地减少解放军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从中央到各地，军人的影响力在消退，党组织的力量在加强。
        在196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号召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说，解放军向全国人民选举。1973年，毛泽东则更进一步说，解放军应该向党组织学习正确的工作作风。
        和林彪事件同步发生的，是周恩来加大了恢复老干部们工作的步伐，他们在1966年的时候被剥夺了领导地位。周恩来有正当的理由这么做，在解放军干部被清除之后，党的重建工作需要大批有经验的老一批领导干部出来恢复工作。在这一批人当中，就有邓小平。结束了在北京的软禁之后，邓小平被流放到了江西乡下的一个拖拉机。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本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们继续精心地宣传维护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伟大领袖的地位，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
        两个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都被党中央定义为叛徒，反革命。而不论刘少奇，还是林彪，在被打倒之前，都是热情讴歌，颂赞毛泽东的。尤其是林彪，他更是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新的高度。一方面，有人会开始质疑，毛泽东是否像林彪所颂赞的那么伟大，毛泽东连这样的两个骗子都没认清？另一方面，有的人会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冷酷而嗜血的独裁统治者，对所有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地位的人，都进行了迫害。
        周恩来是林彪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毛泽东必需更加的依靠周恩来和周恩来的追随者。不仅在推翻林彪及其追随者的过程中，毛泽东需要周恩来的技能和周恩来的领导力，而且在林彪集团被清除之后，周恩来成为党内绝大多数保守派领导们所接受和支持的领袖人物。
        在党内，此时反对周恩来的，是极左的毛泽东思想追随者，他们的领袖人物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党内地位也在上升，但是他们都是文革之后崛起的高层领导，他们在党内的力量非常薄弱。毛泽东会时不时地对他们进行支持，以平衡周恩来集团的力量，同时也对周恩来的权力和他的政策路线加以限制。比如，江青集团希望能够更快地提拔更多的年青革命干部进入党的领导层，毛泽东表示了支持，毛泽东提出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口号。
        而是整体而言，1971年开始，周恩来开始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周恩来在外交方面的特长，更使得他的重要性更显得突出了。

        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开大门

        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周恩来尽力在保持着中国外交的延续性，他尽力在保护外交部的重要领导干部和资深外交部官员不受到冲击和影响。但是随着解放军一度接到命令退出干预文革，周恩来的防御工作被革命的造反派们击溃了，革命思想燃烧了中国外交部。
        1965年的时候，林彪发表一个重要的文章。林彪宣称，就像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在1948年和1949年取得最终的革命胜利一样，全世界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三世界国家将团结起来，包围住超级大国和其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最终掐死他们。
        林彪的这个文章，就阐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外交的路线。许多西方观察家在当时，把林彪的文章，解读为，中国在宣告，中国将在全球范围的革命中扮演领袖角色。中国将推动全球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革命，打击削弱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并没有采取公开的武装行动，帮助各国的革命事业。比如在泰国和缅甸，中国只是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而并没有公开派遣军队进入缅甸和泰国。
        但是林彪的文章，是中国输出革命，支持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革命事业的宣告。
        中国开始大范围地接触和支持非洲和中东贫穷国家的反对派武装力量，同时在培训和扶植东南亚的各国共产党，帮助他们在东南亚各国进行武装革命斗争。
        在中国的援助名单里，就包括奉行恐怖主义路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中国的报刊上和对国内民众的灌输教育内容上，都开始出现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条心的宣传材料。
        年长的中国知识份子，此时或许会回想起当年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愤怒呐喊。李大钊控诉说，外国的帝国主义，正在把中国“无产阶级化”，帝国主义已经将亚洲非洲国家无产阶级化了，现在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这样的压迫。
        中国虽然经历着内部的社会动荡，中国虽然是一个越来越贫穷的国家，但是中国一直坚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事业的经济援助。在许多国家发生的阴谋暴动后面，我们都会看到中国对这些阴谋行为的支持和参与。
        毛泽东思想，被中国散布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成为革命青年进行世界革命的指导性理论。红宝书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中国的驻外机构，商务人员，船员们充满革命热情地在世界各地传播着这些毛泽东的革命话语。
        中国的历史作家们，开始这样教育中国民众和世界各地的革命群众。
        当年英国人查尔斯戈登，率领常胜军，帮助曾国藩和李鸿章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戈登在镇压苏丹造反的战斗中阵亡，这是因为非洲人民，怀有本能的革命觉悟，他们为被戈登杀害的太平天国革命战士们报了仇，他们杀死了镇压中国革命的戈登。
        中国和世界各国被压迫的人民心连着心！
        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期的时候，中国突然开始急迫地寻求进入联合国了，从1949年开始，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就占据着联合国里的中国席位。在一些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帮助下，中国回归联合国的努力不断取得进展，美国所支持的抗拒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阵线遭到不断的侵蚀。
        1971年，美国终于放弃了反对的努力，中国在1971年10月重新进入联合国，而台湾则被迫退出了联合国。
        但是远远在这一幕发生之前，美国就一直试图努力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2 09:22 

正文325
        在许多年的时间，美国和中国之间是不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的。美国驻波兰的大使，通过参加在华沙的例行会议和中国的外交官进行交流，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唯一存在的交流通道。
        肯尼迪总统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他试图改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但是随着肯尼迪在1963年遇刺生亡，这个努力又中断了。
        1966年，美国又恢复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
        1966年夏天，美国国务卿发表公开讲话，他认为共产党中国应该允许一部分科学家和学者访问美国，他建议说，中国派遣科学家和学者到美国来加强交流，是有益于中国的建设的。
        美国的这个公开表态，遭到了中国愤怒的驳斥。中国指控说，这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宣传手段，这是一个阴谋！
        但是到了1970年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急于和美国改善关系了。从1969年边境冲突发生之后，苏联开始在中国北部边境上集结了强大的红军力量，这使得中国领袖们开始紧张，勃列日涅夫已经公开宣告了国家主权有限理论，苏联可以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而出兵其他的国家。林彪在国内的地位，也因为这种威胁的存在而显得重要了，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尽管在国内的宣传中，美帝和苏修依旧是中国人民最为憎恶和仇恨的两大霸权主义国家，报刊电台的宣传在告诉民众说，这两个国家在到处欺压世界各国的人民。但是在党的领导层内，关于是否应该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讨论，却在激烈地进行着。
        除了周恩来之外，此时党内又崛起了一批有着技术背景的领导干部，外界将他们称作“石油集团”。从1964年到1966年，毛泽东从大庆油田和石油工业部内提拔了一批干部，成为高级的经济计划制定者，这一批人经历了文革中红卫兵的冲击，也经过了五七干校的学习，他们已经回到了中央。
        他们所领导的石油行业，成为这一段时间中国唯一在保持着高增长的行业，他们的地位在崛起。林彪等人是高举着毛泽东提出来的“自力更生”旗帜的，石油集团的领导干部们，则公开直接地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的挑战。
        石油集团的干部们认为，如果石油行业要继续完成党中央的期望，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势头，必需要引进外国的石油开采和钻井技术和设备。而美国则是石油行业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者，中国必需改善和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引进石油工业所需要的技术。
        1970年1月，在华沙举行的第135次例行会议上，中国突然改变了口风。之前的每次会议，中国总是愤怒地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指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悍然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并没有再重复这些愤怒的控诉，而是突然提出来，中国和美国之间，应该进行更高级别的会谈，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进行更为深入的会谈。
        美国则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称，美国正在考虑派遣一个代表去中国，和中国当局进行直接深入的讨论。
        这之后，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开始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开始在两国之间居中牵线，安排双方的会谈。
        美国对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武装力量展开了空中打击，这使得巴基斯坦的工作进程迟缓了下来。中国方面担心，这是美国要扩大在越南军事行动的前奏。在得到美国方面的解释和承诺之后，中国继续恢复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努力。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起检阅中国庆祝建国21周年的庆祝典礼。
        埃德加斯诺曾经是一位美国在华记者，他在1938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许多中国和美国读者都熟悉的一本书。
        中国方面是把这个举动，作为一个“信号”释放给美国，要尼克松总统看到中国方面的善意。
        不幸的是，不论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还是别的美国政府官员，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
        1970年12月，中国发出了直接的信号，这一次美国终于明白了。中国通过巴基斯坦，将消息传递给了基辛格，从此中美两边开始了暗中的交流和安排。
        1971年4月，中国“突然”邀请在日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美国乒乓球队高高兴兴地访问了中国，受到了友好热情的款待。这是中国发出的一个公开而直接的友好姿态，中美开始进入了“乒乓外交”时代。
        基辛格和中国方面的秘密交往，是以高度机密的方式进行的，甚至连美国国会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1971年7月，基辛格从巴基斯坦，以带有007特工色彩的方式，悄悄地潜入了中国，他和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安排好了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细节。
        这次会谈之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迅速开始解冻。
        包括财政部在内，美国几个政府部门开始防宽对中国的禁运封锁措施，美元从此可以从美国汇往中国，许多美国华人开始向他们居住在竹幕中国的亲戚们汇去了美元。美国船主的船舶，从此可以悬挂外国旗帜，停靠中国港口。中国的货物也可以出口到美国进行销售。
        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结出了成果。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加州发表了电视讲话，尼克松宣称，他本人将访问中国，虽然目前具体的行程还没有确定，但是这次访问会在1972年5月之前完成。
        而中国方面，则作出了低调的宣告，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一个小盒子里，出现了这样的消息，美国总统尼克松计划访问中国。
        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直接冲击影响到了台湾。
        韩战爆发的时候，杜鲁门总统第一时间下令武装保卫台湾，对抗解放军可能的武力进攻。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就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台湾并且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导弹基地。在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更是成为美国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
        此时的美国国会内，存在着强大的“亲中国”势力，他们非常的高调。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美国民众中，“失去的中国”那一代人已经老去，在此时的美国普通民众看来，竹幕中国是比铁幕苏联更为疯狂残暴的一个赤色国家，保卫弱小的台湾不受中国武装侵犯，这是普遍的民意取向。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任何“软弱”行为，都可能使得麦卡锡主义在国会内死灰复燃。
        但是尼克松却有着特殊的身份，他本人是一个共和党人，他在美国政界的从政记录，一直记录着他对共产党人不懈，甚至可以说无情的打击，他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视和敌意，在美国政界是无可置疑的。
        尼克松的本人的身份，使得他所授权的和中国之间的秘密交往和谈判，没有遭到国会的围剿。
        但是不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都拒绝“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尼克松总统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本人将要访问中国，这引发了联合国内可以预见的结果。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以59对55票，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动议，保留台湾的席位。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入联合国。
        这意味着，中华民国政府将被迫退出联合国。
        尼克松和他的高级幕僚们曾经预想过，当他到达北京的时候，会有大批的中国人热情迎接他的到来，尼克松可以作潇洒状向欢迎他的中国人群招手致意，这一幕可以在美国电视上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画面，可以提高尼克松在国内的民意支持率。
        很可惜，尼克松的预想没有变成现实，嘿嘿。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的飞机停在了北京机场。当尼克松走出飞机的时候，他主动抢先伸出了手，和欢迎他的周恩来握手致意。这是一个姿态，对于18年前，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失礼行为的补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12 1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