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淡出政坛十年了，他在位期间，有人动辄就给他贴上“影帝”的标签，境外媒体也不断炒作其家族腐败问题，而外界普遍忽略甚至无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公开抨击，并且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做出了精准预测，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温家宝早在任期内，就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全面倒退是必然的结局。像他这么清醒的中共政要并不多见，而敢于大声表达出来更是极其罕见。
温家宝任内最后一次在“两会”后以总理身份跟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了三个小时的记者提问，谈了政治体制改革、直选、王立军事件、藏区僧侣自焚事件、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增速调低、缩小贫富差距、吴英案等诸多问题。
其中份量最重的当属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历史经验的论述。谈到为什么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中共做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
“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在中共高层，公开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最多的就是温家宝，在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有感而发：“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温家宝分别引用林则徐和王安石的名言，离别之际很有些“悲壮”色彩。
一向感性的温家宝在那个熟悉的舞台谢幕显得平静，也有许多惆怅和无奈，至于党内外有关他个人是非功过的争议，他放言以“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超然心态，去面对未来的退休生活，去面对历史和坊间的评说。就如他卸任前所说：“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他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回看温家宝十年总理任期，他的亲民作风、感性色彩和政改呼吁，赢得了“平民总理”的赞誉，也受到过“矛盾总理”的揶揄，甚至还背过“影帝”的骂名。无论如何，人们始终会记得这样一个总理，农妇因为他而讨到工钱；白血病男童因为与他偶遇而获得新生。人们也不会遗忘他慰问矿难家属时流下的热泪，更不会遗忘他深入汶川灾区时的悲伤，以及他对一流大学、思想大师的期盼，而他对政改的大声疾呼又显得那么语重心长。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赢得数亿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他关注民生、心系底层的平民风格，一直伴随着他的从政生涯。
温家宝打破历任总理不谈政治改革的惯例，多次就政治改革慷慨成辞，并且对腐败的官僚体系予以猛烈抨击。耐人寻味的是，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讲话，都有一个特点：凡是需要经过正式审查的讲话稿，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类的文件，关于政治改革之类的言论通常比较少；而在个人有发挥空间的场合，关于政治改革的言论往往脱口而出。一国总理以类似游击战的方式与铁板一块的政治堡垒戏耍，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尽管宣传部门每每淡化温家宝的讲话，但温家宝依然不时向世界向人民乃至向历史传递自己的价值取向。他深知在现行体制下，他并不具有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力量，但是身为总理，他深知现有政治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根源，草根出身的他与许多国人一样，深知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
温家宝曾说：“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因而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的继续奋斗。”他在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在2011年3月，温家宝甚至公开说：“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一国总理，用“宽恕”这个词向人民恳求，相当罕见也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位高权重的官员在任期内站出来，请求过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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