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朱仝与雷横走出县衙大门，对视一眼，苦笑。
蔡太师生辰纲案取得重大突破，犯罪团伙首领已经查明，为郓城县东溪村保正晁盖。
县长时文彬对两位都头说，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大鱼，破获此案，升官发财，兄弟们，我们面前是一条金光大道。
但二人均觉得，那条路上铺满的不是金子，而是刀子。
朱雷二人与晁盖有交情，但不过命，不过是和老晁喝过几次花酒，收过几个红包。老晁做下这样的案子，神仙都难保，担通匪的罪名去死保晁盖，犯不上。
拿下晁盖，升官发财立功，二人不是没想过，在郓城当个小吏，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遇，县长大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凭县衙里这几个天天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大腹便便酒色侵蚀的捕快，去晁家庄拿郓城县第一黑老大晁盖——朱雷二人觉得这个笑话很冷。
且不说晁家庄聚集了众多武林高手，晁盖本人身手不凡不说，就是匪首们不出手，晁家庄的保丁，那也是州府第一流的民兵队伍，军事素质之强，县衙的捕快们也只能甘拜下风。
真来硬的，恐怕只是鸡蛋碰石头，朱雷二人没命走上那条金光大道。

既然抓不到，那还不如卖个人情给晁保正，江湖很小，山不转水转，没准哪天又碰上，出来混，有人情压箱底，那还是好的。
其实这个人情，几小时前，一个叫宋江的小押司已经卖过了，晁盖真想逃命，早就溜之大吉了，也轮不到朱雷二人的份。
作为郓城黑道第一大哥，走，也得走得从容不迫、腕味十足。晁保正送走十万火急报信的宋押司后，叫手下慢慢收拾好行李细软，并在晃家庄通知各家各户和保丁们，大哥要风风火火闯九州，想跟哥走的，收拾行李到庄里集合。
等县衙的捕快们围住庄子，雷队长在庄前把锣鼓敲得通天响时，晁保正的队伍才集合好。
晁盖听到庄前的锣声笑了，他知道雷都头的意思——大部队在门前，走后门。
走出后门，好像没人，队伍缓缓撤出，但细心的晁盖还是发现了小树林里的朱队长。看着晁保正的人马撤离，朱队长站了出来，远远地朝晁保正来了个江湖险恶兄弟珍重的手势，并顺手在地上捡了块板砖，朝自己的门牙砸去。
晁盖心中一热，不禁感叹——江湖本无路，朋友多了，就有了路。
晁盖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并很快坐上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此后一切顺风顺水，产业开始做大做强。
但很快，那位在郓城县“救”过他命的宋江来了，晁盖慢慢地发现他的老大位置有点虚。每次打仗，宋押司总是一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举妄动，且看小弟领兵出山，杀他个片甲不留”。
在一次次的战争胜利中，江湖人只知梁山有宋江，不知有晁盖。
晁盖心中有火，不知向谁发，他以前有个外号叫托塔天王，现在他发现自己也被无形中的一股势力“托”得很高。
一山难容二虎，当然更不能容二主，事情总会有个了结。
梁山与曾家五虎结下梁子，是因为一个叫段景住的小弟送给了宋江一匹好马，被曾家兄弟给劫了，于是梁山探子便向梁山泊的一把手晁盖递交了来自于曾家市曾保正“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的情报。
晁盖很愤怒，当保正了不起吗？老子当保正的时候，你曾家父子还不知在哪里混呢？他决定率部亲征，给不给梁山兄弟面子的曾家兄弟一点苦头吃。
宋公明这次也依然是“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举妄动”，但不是很坚持，看着晁大哥率部离开，和他一起留下的是梁山首席军事参赞吴用同志。
在曾头市，晁盖吃尽了苦头，终于知道曾头市的民兵队伍不是县衙的捕快，能如此嚣张是和他晁盖当年一样，有两把刷子的。
晁盖进退两难，这时候两个身份神秘的和尚出现了，引着晁盖夜袭曾头市，然后晁盖被一枝刻有“史文恭”的毒箭所伤，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江湖生涯。
死前晁盖仿佛明白了什么，对手下的兄弟们说，谁能抓住射杀我的人（没说是曾头市史文恭干的），谁就做梁山的老大，给宋江上位留下了最后一道障碍。
很可惜，晁老大的话，在死前便不太管用，何况人死茶凉，没人把晁盖的遗言当回事。新任老大宋江也没急着给前任大哥“报仇”，直到宋江打下大名府后，曾头市的人又一次不识时务地劫了梁山的马（这次是两百多匹），宋江不得已才动了向曾头市开刀的念头。
宋江其实并不想吞下曾头市这块硬骨头，一来难啃，二来拿下曾头市对他不重要，而曾头市那位叫史文恭的人，活着且不曾被任何一位梁山好汉拿住，这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和曾头市打到一半，梁山小胜，曾头市提出议和，宋江说议和可以，我就是来要我的马的，把先后两次劫的我的马还我，我们的账就一笔勾销，压根没提要史文恭“血债血偿”的事。
宋江想让史文恭活，但史文恭本人却找死，拒绝还第一次劫去的宝马，一点不给梁山老大面子，这仗还得打下去。
打了胜仗的宋江“一喜一恼”，喜的是打下了曾头市，夺回了宝马，恼的是史文恭竟然让新入伙不久的卢俊义给捉住了。
于是，晁盖的遗言让一向“仁义”的宋公明很尴尬，老大位置当然得让卢俊义来坐，最少姿态得这样摆。
卢俊义刚上梁山，哪里敢有此非分之想，当然不从，不敢从（李逵等人提着板斧在旁边等着哩）。
即便如此，宋江仍然觉得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和卢俊义打了个赌，下山攻城抢粮，谁成功谁当老大，变相篡改了晁天王的遗言。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赌局，结果当然是宋公明胜出。

梁山，没人再记得当初的晁保正，那是一个属于宋江的时代。

一

神宗皇帝赵顼一生都矢志不渝地推行变法，原动力非常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富国强兵。想富国，是因为没有钱，财政赤字，赵顼穷得连登基大典给员工发红包的钱都没有，穷则思变；要强兵，是因为北宋帝国养着百万“精兵”却打不过契丹人、打不过西夏人，最后还得皇帝掏腰包解决边事问题，皇帝没有面子，也心疼银子。
无论是基于富国的目的还是强兵的目的，对皇帝来说，军队改革势在必行。帝国近百万大军，拿着国家近六分之五的财政收入，还不能打仗，谁当老板都不乐意。
但对军队的改革又是必须谨慎的，军队是一个帝国的权力保障，改革既要替国家节省下开支，又要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同时还不能引起部队大的动荡。
王安石要做的这道题，难度不小。

王安石交给皇帝的答题试卷里，对军队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曰将兵法，一曰保甲法。
王安石搞将兵法之前，帝国执行的是一套叫更戍法（又称出戍法）的兵役制度（想出这个天才办法的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第一宰相赵普），驻京禁军与外地驻军定期进行轮换，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武将坐大，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将兵法谈不上改革，只是针对帝国一直以来将兵分离而造成的战斗力低下所进行的一种改良，又变相地走回了隋唐时期的老路子。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帝国的军事战斗力，但整个帝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帝国不可能给予武将们过多的权限，将兵法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实行，而在神宗时代的政治高层里，一样没有武将们的发言权。
在王安石的诸多改革中，将兵法也许是政敌们攻击得最少的一条，原因很简单，政敌们认为这起不了多大作用，对帝国的危害相比较其他新法来不值一提。

保甲法，才是王安石祭出的最狠绝的一招，也是被政敌攻击得最多的一条新法。
把部队缩编了，还要提高整个帝国的军事实力，王安石如何鱼与熊掌兼得？

只有保甲法。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北宋帝国颁行保甲法。全国各地的农村住户，不论主客，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
保丁们农闲时集合进行军训，间或进行巡查，维持治安。
每保设有保长、保正、都保正，一般由当地比较富裕的地主头头担任。
在王安石看来，保甲法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成为帝国正规部门的一种辅助力量，既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保甲法其实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天外来物，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已经实施了什伍里甲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要及时上报，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秦国商鞅变法继续将什伍里甲制发扬光大，后来为各代统治者所推崇。
粗看起来，王安石的保甲法也是新瓶装旧酒，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对王安石来说，保甲法不仅仅是维护地方治安，加强政府对百姓的控制力这么简单，他心中的保甲法，是“足以除盗，固可渐习其兵，既人人能射，又为旗鼓变耳目……然后使其与募兵相参。”
撤减兵源，缺失的兵力何处补充？王安石从保甲法里给出了答案——全民皆兵。
为了加强保丁的军事素质，北宋帝国进行了两大举措，一曰上番，一曰教阅。

上番就是加强保丁的军事培训工作。熙宁五年，北宋帝国先后发布了两道命令，令各地保丁到各地巡检司和县尉进行“上番”，即进行军训，时间各地不等，通常为十天至半月。
上番保丁人数众多，时间短，效果也顶多和现在高中生、大学生军训相当。这点宋廷也有自知之明，相比较而言，他们对教阅更为重视，施行的力度更大。
为了鼓励保丁们农闲练好武艺，保家卫国，各保可以推举出武艺高强的保丁，推举者可以获得升官或免税的资格，而宋廷在每年十月至次年一月，在州县对各保推举的精英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曰教阅，教阅的时间为一月。
到了元丰时期，宋廷又实行团教和集教，设置十一教所，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对大保长进行军事训练，大保长学成毕业后，又在辖区内对保长、保丁们进行军事培训。
宋帝国对加强保丁们的培训工作可谓费尽苦心，据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的统计，开封与陕西、河北、河东五路参加教阅的保丁、大小保长和都保正达六十九万人次。
为此，帝国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提举保甲司，专门负责保甲的教阅事宜。
到元丰年间，整个北宋帝国的保甲数达到六百九十三万人，这个数字是令王安石和赵顼骄傲的，花钱的兵少了，却多了几百万同样能“打仗”的子民，还用看西夏人、契丹人的脸色吗？

二

打着革新的牌子，王安石走的其实是一条老路，叫寓兵于民，兵民一体。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前期（春秋至南北朝）的特有产物。本质上来说，就是将帝国军士的专业化慢慢蜕变为业余化，这注定了王安石这一军事变革必然失败的命运。
轰轰烈烈的保甲法，达到了王安石和赵顼所预期的强兵目的了吗？答案是没有。帝国中后期长时间拥有所谓几百万保丁，却从未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使用过这些“军事力量”。元丰四年，帝国征伐西夏，本来准备开始在开封和陕西一带征集万余保丁参加这次西征，西征主帅之一的宦官王中正一听连忙上奏折，说就算缺兵也不能拿保丁来充数，让朝廷取消了这一疯狂的想法。
后来金人入侵，快速抵达帝国的首都，很遗憾，没有看到帝国的几百万民兵组织对金人的入侵作出任何一丝阻击作用。
王安石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军队这东西，还真不能搞业余化。
而保甲法带来的其他影响呢？那就很多了，帝国的旧党们都笔笔记录在案。
首先是保甲法实施的基本举措，上番和教阅，这成了保丁们背上的沉重包袱。上头的文件一下，不管你地里是不是还有粮没收，家里圈中的母猪是不是病了，都得去县里参加集训，私逃上番，杖六十；不赴教阅，许小杖科决，不得过七十。农民多了一项沉重的义务，保正、保长、都保长、巡检等各级官吏则多了一项欺诈盘剥百姓的权力。
于是就有了保丁为逃避教阅而自残身体的极端事件，而不堪盘剥的保丁们群起反抗官府的事件，在各地更是群出不穷。
而拥有了一定军事实力的保正们，很多则成了地方一霸（如晁盖），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地方官府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和制约，以至于到后来，帝国“盗贼横行，多保甲也”，这是变法者王安石绝对想不到的后果。
当然，这都不是最坏的结果，最坏的结果远远没有写在纸面上。

从太祖赵匡胤建立这个帝国伊始，他给这个帝国铺垫下的军事基调就叫守内虚外。
不管后世对这个策略如何批评，它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
对于北宋帝国这样一个集权制封建帝国来说，帝国的首都是心脏，是枢纽，是灵魂，保证首都的安全和正常，是这个帝国正常运转的一切前提，所以赵匡胤将帝国一半以上的精锐兵力放在了开封地区，全力保障帝国的心脏。
虽然从立国之初宋朝就失却了幽云地区的屏障，但帝国并不惧怕北方游牧民族对边界一刀一枪的蚕食，更为恐惧的是马上民族对帝国心脏的突袭。
守内虚外的军事基调对于保障帝国的安全无疑是有作用的，至少在宋真宗时期，在辽皇太后萧绰发动那场决定两国命运的长途奔袭战时，帝国在军事上的防御是卓有成效的，契丹人最后连开封城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而王安石与赵顼的军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守内虚外的军事格局，一方面是为了省钱而对禁军进行了大幅度削编，另一方面是实施保甲法来部分替代原来的禁军、厢军。
在一番省兵并营后，原来屯集在京师数十里占全国军队总额近半的禁军，经过缩编大大减小，再加上从神宗朝开始，帝国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西夏人，帝国的大部分精锐部队都调集去了西边。
当金人入侵时，帝国的堡垒已经不再坚固，当时的西道都总管，曾经任过同知枢密院事的南阳人王襄就在他的奏议中提到，帝国自王安石变法来“创教保甲，而潜消禁旅”，在元丰年间往来于京师的道中，看到“京师延嘉以北，废营坏驿三十余里”。而到了徽宗时期，这些废置的“诸班之地”、“废营之地”，都被掌握军政大权的高俅、童贯之流搞成了殿阁池台、苑亭甲地等高级休闲娱乐场所。
而这一切，很大程度是王安石的保甲法惹的祸。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南渡的宋遗民对王介甫恨之入骨，骂了近百年，倒不是没有理由。
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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