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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在网上历史圈，一个常见的讨论是吕蒙是英雄还是蠢货？一般来说，吕蒙偷袭关二爷确实是小人行为，但一切都是为了东吴的利益，从东吴角度他肯定是能臣。但从战略层面上讲，东吴主动叛盟导致刘备集团和东吴集团火并，导致最强的曹魏一方坐收渔利，甚至有再次南下吞并东吴的可能，而孙刘火并之后东吴只多了江陵等几个郡，战略格局变化并不大，实在是得不偿失，于是吕蒙的行为又被贴上了志大才疏的标签。
然而看历史不能仅仅只看结果，东吴偷袭荆州的行动，是有合理的逻辑基础的。当时刘备加冕汉中王，关羽北上进攻襄阳，如果关羽成功，那么刘备集团就会完全控制汉水上游。加上刘备集团还控制着长江上游，两条水路就像两把尖刀，一左一右顶住了东吴的心脏。要知道上次曹魏控制了汉水和长江的上游，就逼出东吴来了个赤壁之战。如果关羽成功夺取襄阳，曹魏被迫北撤，刘备集团对东吴的威胁就非常直接。这种时候，等对方动刀子才反制就晚了，所以东吴在感受到盟友的威胁时就行动了，这至少是符合决策逻辑的。事实上这么大的动作也不可能是吕蒙一人好战就可以实施的，必然代表了东吴整个士族集团的意思。
但这个动作明不明智呢？很明显并不明智，它不仅不是最优解，而且过于激进，在最坏的结果出现苗头时，吕蒙却主动把最坏的结果逼出来了。颇有种杨国忠为了整安禄山天天告他造反，结果真把安禄山逼反了的风采。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的判断有问题，而是他们做出了正确判断，看到了趋势，不去阻止最坏的结果出现，而是出于各种目的，主动去引发最坏的结果发生。《大明王朝 1566》里，海瑞和清流都知道改稻为桑会搞乱浙江，海瑞极力避免最糟糕的局面出现，而清流作壁上观等着出大事，自己好以此为政治武器打击严党。前者是国士，后者则是虫豸。
韩信身边有个辩士叫蒯通，小时候读史记，读到他出场就讨厌，好好的非要挑拨韩信和刘邦的关系，最终让这对君臣反目成仇。后来理解得深了，觉得韩信不听蒯通的劝诫确实不明智，蒯通把形势看得很透，韩信已成一方诸侯，很难再和刘邦维持上下级关系了，不采取行动只有死路一条，还是蒯通看得清。再后来觉得蒯通还是乱臣贼子，唯恐天下不乱，他可以出一百个主意让韩信既完成功业又得以善终，他却主动推动形势发展到了最坏的结果。事实上杀韩信也是汉朝统治集团的集体决策，如果真的是刘邦个人好恶那可能也就不杀了，之所以会这样，和蒯通给韩信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所以蒯通是个聪明人不假，但仍然是个小人，是乱臣贼子和虫豸。因为他的聪明并没有用来建设和创造，而是完全用在了破坏上。如果韩信和刘邦开战，除了死更多的人，不会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蒯通的献计带来的只有灾难和历史的波折。
任何时代都有看清形势并且预测到趋势的聪明人，但决定他们层次的并非他们的智商，而是他们在认清形势后所做的选择。在中国近代，那些坚持抗日，坚持革命，敢和联合国军硬刚，从一穷二白起步搞建设的革命者们，他们真的是认知不清吗？他们看不懂中国积贫积弱，大量的努力注定失败的结局吗？他们作为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中国人，当然把形势看得一清二楚，当然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选择了逆流而上，去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并且生生开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如果所有精英，在侵略面前都那么 “聪明”，声称中国积贫积弱抵抗无用，并且在失败后轻飘飘地来一句 “你看我说的吧”，这种料事如神即使充满智慧也是无用的。更别说因为看到了不好的趋势，就主动投靠敌人，极力促成最坏的结果发生了。聪明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素质，但它也只是一个人必备的众多素质中的一项而已。聪明人的选择往往关系着这个世界的事情是会更好还是更坏，有些人确实把形势看得很透，把世事的道道理得很清，却整天对做事的人冷嘲热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 “不出我所料”，这样的 “智慧” 于世界有何意义？就像智叟是丑角，愚公却被千古称颂一样。《三国》里很多人赞贾诩是智谋第一，但三国的主角永远是诸葛亮，因为丞相让他的智慧成为了照亮世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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