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一一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
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诉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做媒,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
她说:“我不找对象。
部长:“不行!”
再曰:“那我转业复员。”
部长:“也不行!”
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
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她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问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地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说:“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知黄宗英与80岁冯亦代的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转)
附赠一个57岁的熟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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